其次，福建造船业和港口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前提和物质基础。
    福建与日本隔着浩瀚的海洋，没有船只根本不可能交流。而福建的造船业在我国则属先进地区。早在三国时期，立国于东南的孙吴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在温麻（今福建宁德地区）设有温麻船屯，负责建造船只。孙吴曾数次派军队北攻辽东、南取珠崖、儋耳（两地均在今海南省），又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 派遣有甲士万人的庞大船队到达台湾，这些大规模的航海所使用的船只也很多来自福建的温麻船屯。
    隋唐时期，福建造船业继续发展，福州、泉州是两个造船中心。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高僧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睿、 普照曾派人到福州买船，准备东渡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福州的造船业已名闻遐迩、蜚声海外，并且具有横绝东海的能力。
    宋代福建造船业加速发展，造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3。）根据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以后的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3。）。有学者据此推算，当时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注：陈高华、 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140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而且出现了“番船主”，为海商提供船只。
    在港口建设方面，唐宋时期，泉州港、福州港等福建港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唐代后期，泉州港已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府（今广州）、江都（今扬州）并列为唐代的四大贸易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对外交往，又在闽江口外的黄岐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到了宋代，泉州港、福州港继续发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是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奠定了泉州在宋元之际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基础。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东方巨港。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和日本人的奋斗精神。
    福建山多地少，有漫长的海岸线、无数的海岛和辽阔的海域，居民具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强悍气质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秦汉魏晋时期，很多中原人民南下，他们和当地人结合，成为福建的主要居民，共同开发福建的山区、沿海平原和海洋资源。唐代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隋时仅有12420户（注：《隋书》卷31《地理志》“建安郡”。）， 到唐中期德宗建中时期（公元780-783年），户口却一跃而为93535 户（注：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为隋代的7倍多。隋时福建仅有建安一郡和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到唐玄宗天宝前后，福建已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和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建安、晋江、南安、莆田、长汀、龙溪、漳浦等23县（注：详参拙文：《唐朝前期对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这些州县除了一部分在山区外， 大部分是建置在沿海地区，从中也可看出福建沿海的迅速发展。沿海的福建人除了发展农业、手工业，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事业，他们积极与世界各国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注：《全唐诗》卷208。）在泉州，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很频繁。五代至宋，福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宋代泉州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竞相传播和发展，也显示出福建人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魄和胸怀。
    日本地处海岛，日本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精神和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好学精神。唐前期，日本人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派出庞大的遣唐使舶赴中国学习。唐后期，尽管遣唐使已停止，但中日海上往来还是持续不断。到了南宋，在中国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和商人便有很多是日本的了。
    三
    唐宋时期，是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福建由僻处海隅的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为富庶之区、文物之邦。促进福建发展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之一乃是福建发挥自己的海洋优势，加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北宋泉州市舶司设置以后，市舶收入不断增加。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八年间，泉州市舶司仅因一个番舶纲首招致舶船，就获得“净利钱”98万缗（注：《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平均每年12万缗以上。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每年的收入有100万缗（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 《市舶司本息》。）。这些收入，已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支持了福建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和公益事业。福建输入日本的物品主要有瓷器、丝绸、干鲜水果、铜钱、书籍等。这些物品的远销日本，也反过来促进福建制瓷业、印刷业、水果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日本输入福建的产品主要有硫磺、木板、黄金、水银、珠子、折扇、日本刀等，这些物品进入福建，满足了福建人民在这些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丰富了福建人民的生活。
    对日本来说，由于加强与福建的经济文化交流，福建物品、技术、人员输入日本，也促进了日本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据考古学者研究认为：日本古窑址的建造方式，深受福建古窑的影响。福建德化的盖德、屈斗宫和晋江磁灶等古窑址出土的碗、瓶、杯、军持等标本，在日本古窑址中也先后找到同类型的实物，可见日本制瓷业的发展与福建技术的传入有一定的关系。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的传入日本，也促进了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日本输往福建的各种物品，同样也促进了日本自身的硫磺生产业、黄金生产业、木材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