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旧中国，特别是晚清，朝野上下对美国的了解都很贫乏，谈不上对美国史的了解。1867年，清政府甚至委任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钦差”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荒唐绝伦的笑柄。后来，在美国企图扩大在华特权而同中国进行修约谈判中，清政府又由于腐败和外交官的无知而丧权辱国。在经过种种羞辱和失败以后，一向只求苟安的清政府才痛感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于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发达、本国的落后和固步自封，以及自己过去对外界的无知，颇有“坐井观天”之感。他们当中有人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成游记和著作，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尤有参考价值。毫无疑问，这些书在介绍美国和美国历史方面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史料[①a]。
    另一方面，一批外国传教士，包括美国传教士，抱着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目的，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他们或者通过宣讲，或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早在19世纪30年代，由在华的美英传教士和商人创立的“中国益知学会”就曾出版过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美列强进一步向外扩张，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角逐，导致国际纠纷和冲突频仍，国际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而更深地陷入了民族危机，加之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一批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更迫切需要研究、了解外国，以寻求救国之道。由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较迅速和民主体制较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了解和效仿的最理想国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孙中山在兴中会誓词中都曾提出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改革政体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涌现了一批介绍美国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中译本书籍。其中有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湖南新学书局刻本，1896、1897年），姜宁的《美史记事本末》（求我斋刻本，1903年）和《美国独立史》（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版），俾尔德的《美国的竞争》（上海新文化书店1919年版）等。此外还有清人章宗元翻译的《美国宪法》（上海文明书店光绪二十八年版）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著的《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一再排华和迫害华工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为揭露和谴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美国社会上迫害华工的暴行，一批小册子和文章相继出版发表，其中有上海平等社编辑的《美国华工禁约纪事》（上海平等社1905年版）和梁启超撰写的小册子《美国华工禁约记》（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等。随着中美之间交往和纠纷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不仅翻译了大量美国学者撰写的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著作，而且自己动手撰写了几部书。其中有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蔡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此外，《东方杂志》、《新青年》、《申报月刊》、《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也纷纷发表有关美国时事述评、政论文章和译文，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对华政策、禁止输入华工、杀害华人等问题和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其中以署名为色里的文章《美国人历来对于华人的屠杀》用词最为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因而国力大增，第一次在世界上以债权国的身分出现。威尔逊总统所扮演的“和平总统”的角色分外引人瞩目。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尽管美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这项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但客观上起到了某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微妙作用。这项政策因而也造成了美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假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好感。有人甚至把美国当成中国的盟友，对它寄予厚望。陈震异还为此撰写了《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1921年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出版界还刊印发行了几种关于美国和华盛顿会议的译本和小册子[①b]。
    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美国的在华利益虽然受到威胁，但它决不可能与日本兵戎相见，只是打着“中立”旗号，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尽量使其在华利益少受损害。中国舆论界虽然对美国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由于美国不是公开支持日本，有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还有所谴责，因而对它仍抱有希望[①c]。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犹豫观望，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被迫对日作战。并与中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不过，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把美国看成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强国，美国自然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和中国报刊报道的中心。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加强，美国的政治动向、对华政策、社会状况也逐渐引起中国政治家、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最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评论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华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呼吁美国政府做一点实际援华工作和评论美、英放弃治外法权、中美签订新约的文章，又为时事报道和评论开了风气之先。尔后，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介绍、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历史的高峰时期。相当数量的译著、著作和论文陆续出版和刊载，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美国通史、社会史、革命史、经济史、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②c]。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反共，使中美关系趋于复杂化。在美国的“调解”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蒋管区，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知识界一般限于翻译外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不发议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者或者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或者自撰有关揭露美国侵华活动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书籍。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调查材料：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和进步报刊编著的揭露美国的书籍大约有八种，其中有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1947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太原铁路管理局1948年版）和《美国侵华史》（华北大学1949年版）。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反共的文章。
    总起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都十分薄弱，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只在部分大城市设立的大学里开设过19门美国史课程，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在上海高校设置的课程就有14门，占绝大多数。这些课程都是因人而设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变动，既不系统又不固定，且时断时续，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1949年以前，正式出版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译著和著作共643部，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只占7.46%，且多为译著[①d]。
    诚然，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是太少了。撇开质量和观点不说，单是数量就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争夺世界霸权，敌视共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也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美中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也就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隔绝状态，资料来源有限，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一般都是由中央涉外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在一般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通常是由学者个人对不太敏感的或者能够配合形势的课题进行研究，发表成果。在新闻界则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封锁中国大陆，发动侵朝战争的报道和政论文章、宣传小册子。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曾经对清除盲目崇美、亲美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过，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适应形势需要而写的，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严格说还不算学术性著作。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则要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卿汝辑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书。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被译为俄文出版，并被列入原苏联历史学家祖波克的《美国史纲》的参考书目。
    此外，出版部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文件汇编[②d]。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日后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在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由中国留美学者、具有渊博学识和高度理论素养的黄绍湘先生编著的《美国简明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的美国史著作，曾得到原苏联著名美国史专家叶菲莫夫的称道。她的另一部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也于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在出版后的30年间，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国内政治运动频仍，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美国简明史》对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免有某些偏重批判而忽略全面分析之处。好在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修订后的书已经是一部洋洋60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
    50年代正是我国向原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高校的主要教材和参考书，其中也有不少关于美国史的著作[①e]。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基础，确实是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受到“冷战”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免存在着僵化和片面性。而这些负面影响又使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更多的束缚。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有选择地被译为中文，如“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S·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参考书。
    60年代是国际风云多变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对抗又妥协；中苏两国交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倒向苏联的倾向，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加强外国研究”的指示，国务院随即按照这项指示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1964年，根据国务院的统筹安排，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早研究美国历史的专门机构。两个研究室本应承担起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责任，但不幸的是，在成立后工作刚起步时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人员被调离、遣散，资料散失或者被毁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达10余年之久。留下来看守研究室的少数人员也只能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利用频繁的“会议”之余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例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期间，编写《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和编译《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但两部书稿均未正式出版，只留下了少量的铅印本和油印本，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1972年以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恢复工作并取得了两项成果：《美国1898-1978年大事记》和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美国的卡片，可惜均未能出版。
    黑人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又因为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自然就成了当时学术界议论的焦点。其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奴隶制的由来及性质、废奴运动、黑人斗争、逃奴和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运动的特点、民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等。在诸多的论著中，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但仍不失为一本较完备、系统，资料丰富，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书。
    从全国范围来看，60和7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分散、自发的状态。不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美国史论文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文章的选题涉及面很广，归纳起来，大致有八个方面：1.人民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契约华工的反抗运动，谢司起义等；2.独立战争，包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等；3.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制度；4.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改革，对“新政”的评价；5.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思想依据、门罗主义，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和侵略，对日本、朝鲜、中国政策和对华侵略，古巴、巴拿马问题等；6.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农业发展问题；7.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和政治制度问题；8.对美国总统和思想家的评价，等等。
    在70年代，学者个人撰写的有分量的美国史著作要算刘祚昌先生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了。这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内战的第一部专著，近50万字，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黄绍湘先生于50年代写的《美国简明史》，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修订的，于1979年问世。后来，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本--《美国史纲1492-1823》也于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双百”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禁区”。“左”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1979年1月，由于中美建交，在报刊杂志上多少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的比较客观全面的报道，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已启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经过长期隔绝后要使美国史的研究全面铺开，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而且很分散；没有一个团结和协调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或组织。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队伍建设。进行队伍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科研人员；二是建立学术团体，密切与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的联系，协调相互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使之能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推动全国性研究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