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在武汉大学聚会，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的倡议下，同年12月6日，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发起，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学者一致推选黄绍湘先生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研究会成立后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三位资深外交家和学者担任顾问。1993年，研究会还邀请著名外交家黄华担任名誉理事长。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1.在分期标准问题上反对“单纯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2.在关于经济高速发展问题上，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停滞了，或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停滞了”的说法不符合事实；3.主张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本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度过了18个春秋，举行了八届年会，选举更替了七届理事会。它不仅已成为交流和指导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中心，深受全国美国史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十几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共出版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72期，论文集5部，翻译资料多种，并组织会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该书由刘绪贻、杨生茂担任主编，截止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89年），丁则民主编的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1990年），张友伦主编的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1993年），刘绪贻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年》（1994年）。其余两卷正在撰写和加工中。这套丛书是迄今由我国学者集体撰写的资料最丰富，分量最重的一部著作，反映了当前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总体水平。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展国际交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美国的多学科综合性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学开始起步，对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另外，在美国研究所的筹划下，1989年初中华美国学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包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内的有关学科的研究会都成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不仅在指导各所属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中外学者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座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华美国学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出版补贴基金，缓解了美国学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仅美国史方面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就有十几部。
    在建立学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该中心拥有一流的师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了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不少美国史研究会会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此以外，自1984年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院及一些外语院校还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中心、室等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教授为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初具规模，拥有几千册藏书，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国际学术会议。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首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双方就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坦率地交流了看法，从而增进了中美两国学者间的相互了解。1987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人士向与会的中美学者分别做了关于美国宪法史、宪法修正案、杰斐逊与宪法、宪法与文化、宪法与外交、分权与总统风格等8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中华美国学会于199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原苏联、蒙古、日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于1993年8月共同在山东威海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美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选辑《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199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又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来华访问和讲学的美国学者日益增多，其中有按富布赖特计划和中美校际交流计划定期到我国高校讲学的学者，也有应邀短期访华的知名专家。应邀和按各项交流计划赴美访问、讲学、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考试或按照交流计划在美国的高等学校攻读博士学位。中美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著的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1979-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著作和译著近2700种。其中20万字以上的美国史著作约为170部，平均每年15部[①f]。同期发表的美国史论文430篇、译文479篇，资料161篇[②f]。在我国从事美国史研究队伍较年轻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美国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过去，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深度，一般只限于政治史，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禁区。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领域已大为拓宽，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和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城市史、地区史、工人史、妇女史、档案资料和书目等。
    1978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颇多，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策、工业史、农业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徐玮的《美国近代经济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和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两本专著，均从总体上论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现代经济制度的由来。黄安年的个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则以变革为主线，阐述了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1979年，张芬梅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居上--19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一文。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又收入了徐玮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高速度发展原因浅析》，黄安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张友伦的《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3篇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消除了从欧洲带来的封建残余，因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先行；雄厚的农业基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政府的扶持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和平环境；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刺激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集中探讨了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某一方面的原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
    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是过去经常论及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所发表的论著相当多。潘润涵、何顺果的《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和张友伦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对“美国式道路”的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始和确立的时间、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潘、何的文章还强调“美国式道路”是通过斗争，包括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而强大的民主力量则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随后，张友伦的专著《美国农业革命》又结合美国农业发展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强调这条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
    工业革命也是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述颇多[①g]。多数论著都沿用传统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陆镜生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应当早于19世纪30年代，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还处于依赖欧洲，特别是依赖英国的地位，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条件[②g]。冯承柏则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与工厂制的建立有关，大概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③g]。此后，徐玮和龚淑林又对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探讨[④g]。
    随着我国开发西部构想的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发表的有关美国西进运动的论文将近40篇。早在1979年12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以外，它还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和“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吃苦耐劳的精神，……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⑤g]。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是杨生茂先生。他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中写道：“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⑥g]。随后，何顺果对美国西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初探》（《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年》，三联书店1983年版）、《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论文，并于1992年出版了专著《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何顺果在论著中阐明了西进运动兴起、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西进运动除了负面影响以外，它更是一场群众性的拓殖运动，而拓荒农场主则是它的主要动力。张友伦着重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①h]。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另一角度对美国西进运动发表了看法。
    政治史是一个旧课题，但过去探讨的深度很不够。在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较为客观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美国宪法、两党制、国会、总统制、院外集团、联邦制与州权，国家政权形式的演变和文官制度改革等内容。在这个领域的专著有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其中李道揆的著作是迄今论述这一课题最全面，内容最充实、影响最广泛的著作。
    如何评价美国宪法？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余志森认为，就美国宪法的性质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对美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根本大法[②h]。宋子海认为，同封建专制相比较，美国宪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所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③h]。刘祚昌对美国宪法的保守性和民主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三权分立”本来是保守派为了限制人民权力而设置的体制，但相互制衡也“可以防止出现独裁或暴政，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美国宪法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力，但也把相当多的权力留给各州，从而“保障了人民自由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外，确立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由文官政府控制军权，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等民主要素也都显示了这部宪法的进步性[④h]。
    美国两党制问题也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学者仍对两党制的产生、确立、性质和作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①i]。其中《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而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曹绍濂、陈其人等几位学者认为，美国两党制是在内战后形成的。黄德禄和黄绍湘认为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是在内战前[②i]。黄柯可则认为，两党制在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产生，到50年代中期确立，其标志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形成制度[③i]。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国家职能、政权形式的演变、州权和市政改革等问题[④i]。
    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是近年来成果十分突出的研究领域。据统计，仅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有653篇、译文294篇，资料653篇[⑤i]。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广泛，既有综合性论述美国和几大洲的外交关系史，也有专门论述美国重大外交事件和人物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尤为我国学者注意。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绥靖政策、反法西斯同盟、雅尔塔秘密交易、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遏制”和“冷战”等问题都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一批经过深入研究，很有影响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有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时殷弘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1989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合编的文集《中美关系十年》。
    随着亚太地区地位的日益重要，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赵学功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相继问世。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有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和杨令侠的《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等。
    美国社会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受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包括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发表的文章很多[①j]，近年来又有几部专著陆续出版。其中有陆镜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80年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唐陶华的《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对美国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和废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揭示了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顽固性。刘绪贻的《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和侯文惠的《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两文侧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黑人运动，强调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群众性、坚决性和正视现实的斗争精神，并指出这是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斗争方式。
    在美国史学流派、专题史学、史学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派是中国学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杨生茂、丁则民等曾著文介绍特纳的学说，但侧重揭露它为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一面[②j]。1984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一书问世，对特纳及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评介，既指出其为美国政治服务的一面，也充分肯定其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无疑是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