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现代化的精神契机分析
    历史在不断提出新问题和呈现新气象。她带着自身传统和现代新活力而走向未来、走向人类一体化。史学也面临着旧定势同新问题的冲击与困惑，唯有不断变革和扬弃自身，方能赢得新生命和存在意义。大体说来，以下几项精神契机是史学走向现代化、人类一体化和个性创新化境遇的内在基础：
    1.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对立互补。笔者此处不强调这两种心态力量的“统一”，而是从保持其各自特性与整体协调功能的角度着眼，强调它们的互补及张扬发挥性品格。历史应当研讨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的精神心理和情智过程，等等。以往的史学侧重于记叙、考证和归纳描述，客观性太强而淹没了主观性；新时代的史学应当以人的身心活动为起点和回归，强化假说性、虚拟性、推验性、想象性、理念性分析与设置，从人的历史表象和精神现象中探得历史运动的内部规律。科学是以假说为先导、以经验实证为基础的事业。所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是为了支持它的创造性原则而存在的，不是为了限制它或削弱它；创造性品格则是为了开辟新的科学视域和事物深层秩序而存在的。两者方向一致，分工不同，可以在审美体验与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取得互补协调。科学性主要体现为实证性、逻辑性和解释性的总体效力，而这种效力又是以科学构想与意象推验为先导力量的。
    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年鉴派史学提出了一种全息式的结构分析方法和精神心理综合考察方法，这是一种符合历史真实的大胆创举。而L·斯特劳斯创立的“历史人类学”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应当是跳过一切表象去发现历史的深层结构及结构后面隐藏的宇宙法则。笔者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主要体现在人类特定时代和地域之下的精神心理活动中；人的意象世界是这种深层结构的动力机体，也是人的精神内核同外部世界的物性价值取得最高统一的内部方式。它以主观品格涵纳了客观真理，以虚验方式体现了世界的新境貌新秩序和潜深规律、未来境况。因此，意象世界是人性同物性、创造性与科学性、审美价值与理性逻辑彼此互补、对立统一的最佳形态，它体现了人性极致与物性隐奥的内在相关性和互动感验性。爱因斯坦在经验直觉与理性逻辑、智性想象和审美判断之间形成的那种“必要的张力”心态即为实例。历史学也是如此，诸如历史心理学、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地理文化学、观念史学等等，它们的理论构架、分析模式、理想原型、调查设计、验证分析等东西，都是为了弥补现有史料的不足（孤立性、片断性、平面性、上层性），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出历史的立体性、全息性和深微性图像而建立的观察坐标与思想参照系。
    2.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内在贯通。历史是人的以往活动史，它以观念模式、意象定势（原型）、情态冲量和体质特性存在于当代人和未来人类的身心世界中。人的特殊性是对普同性的具现和证实，人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寓于人类昨昔的、现存的生命运动轨迹之中。所以，历史是人类的生命教本与成长记录。鉴于历史资料的有限性、零碎性、潜在性、间断性品格，以及以往朝代史家文人注重政治史、经济史的人为偏向性，今天的史学家不可能从现有史料中轻松地获得一种全息性和立体性的历史真貌。在这里，人的心智创造力、想象力、虚验力、假设力，便承担了复杂而艰巨、深幽而持久的联接功能、理解任务和归类综合使命。当然，人的意象能动性和超前性力量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成果、概念、理论和方法为基石的；史学的原型设置、理论模型、分析验证框架，都是借科学精神和创新品格而走向对象核心、走向真实与完满境态的。
    对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和别人成果方法的扬弃借鉴，也应以史家自己的精神坐标、学术个性为参照系，不应只是笼统地强调民族与时代的特点，那样会使史家失去个性坐标、听任外部的影响而无所适从、无法具体操作学术积累与创新活动。在这方面，夏曾佑对历史编纂的博取推新、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综合比照法与观念探幽方法等等，都是对历史时空和现代时空融汇贯通的学术典范。当然，从生活时空上贯通古今之心和中外之心，这更是一个深艰的大工程，需要史家运用个性体验和文化工具去探玄钩奇、洞幽灼微。唯有心相通之、心相验之，才会产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切认知与独到领悟。这一点，尤其需要宏扬和推重，以便强化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们的观念构想力、心态透析力、审美想象力和理论个性力。
    3.精神实践及其检验尺度。我们在上面谈了史学研究中的“意象水平”分析法，其实它还可以充任检验尺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提法有唯心主义之嫌，诚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的方式和层次各不相同，不同的实践成果须用不同的实践来验证之。例如，数学定理只能用数理逻辑和原有理论来验证，哲学观念只能用思维活动来检视。同样，属于精神生产之列的史学研究，其成果也只能靠史学心态及观念知识、理论成果来检验之。因为，史学家的心理操作、情智运动、意象构思和分析推验等活动，也是一种实践，不过是一种内部实践、心理劳动、意象操作，它同样包涵了物性对象、实践中介和主体特性，不过是以虚态的、观念的、内验的方式来同客观世界的象征物打交道罢了。
    正如列宁所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哲学笔记》第181 页）因为“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体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列宁：《哲学笔记》第221页）同样， 为了懂得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人的心灵思想史和社会活动史，必须进入“角色”去体验历史生活，去揣摸历史人物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意象思维和意象体验也是一种实践--一种精神性、内部化的象征性实践。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它为何可以检视和判定事物的规律与深奥秩序了。历史学面对的独特客体--人的心理活动及社会活动，也决定了只能用对象的品格去检验有关的认识，用主观化的客体运动境态去判定有关的理论构型和假说机制。
    历史的动力，应当定性为人类的意象建构力和从观念到实践的意象表达力。当然，这种意象心态应当具有对群体、对时代、对人类、对当世和后世生活的建设性、创造性和人道性价值，它包涵了人的爱心美感、智慧胆魄、理想目的和文化动机，它也体现为人的审美力、创造力、想象力、情爱力、求知欲、正义感、献身精神、激情活力、人格情操和实践才质。所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要体现综合性标准和多维度观照系。尤其是对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对有代表性的普通大众的群体、史学研究要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功能与历史价值（如物质生产、管理协调、精神生产、精神导引传达、自身人格水平及对当世和后世的影响等等），要从审美价值、科学价值、和平与发展价值、精神智性价值、人格审美道德价值、实践性与社会性价值、历史性与现实性意义等方面，来描述和勾勒出他们并未意识到的自身价值形象--全息而立体、跨时空而普泛性的人性文化价值形象。例如对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应当进行心态体验和境遇分析，寻找他们的成功契机、精神坐标、人格支柱与创造动机，揭析他们的悲沉气韵、乐观心态与坚韧品格，真正把历史生活还原为有典范意义的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方能洞悉前人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社会文化意义，从而使历史及史学研究赢得人心、赢得美感智慧和生命活力，使它走出历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它走出个性之圈和本身无意识的价值角色，走向供全人类参照、鉴赏、审美和创新的价值活化境态……
    我们的史学家应摆脱“史从政出”、“史为政用”的单一片面目标，真正让科学、艺术、思想和人的普通活动占居历史天地。同时，还要加强对新学科、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新现象、新事物的借鉴和运用。
    有了以上变革和拓展，史学成果就会呈现出文史哲科的交汇整合，古老的历史学就会更具丰厚鲜活和深沉新颖的生命气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