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晁崇之降魏与思叛
    晁崇乃辽东襄平人氏（注：本节所述多依据《魏书》所载，如有引用其他史料，或这些史料彼此冲突，将另行注明。），其先祖世代史官，颇得家学，并以天文术数知名于时。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符坚大败于淝水后，北方部族趁机纷起独立，如拓跋珪之北魏、姚苌之后秦。慕容垂则据河北、山东、辽东等地建立后燕，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势力，晁崇因精于观天占星之术而被派任为后燕的太史郎。
    北魏原本称藩于后燕，道武帝登国九年（公元394年）， 当做为此二国缓冲的西燕为慕容垂讨平后，魏、燕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大，慕容垂遂遣兵伐之，晁崇亦随军出战。登国十年（公元395 年）的参合陂一役，后燕大败，数万军士遭坑杀，辎重、器甲损失无数，国力大伤，晁崇亦在俘虏之列。
    道武帝拓跋珪因初拓中原，颇留意人才，只要学有专精，莫不叙用，遂拔擢晁崇参与谋议，并接掌太史令。道武帝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拓跋珪亲领大军征讨后燕，晁崇亦随行。 后燕虽顽强抵抗，但由于参合陂一役的损失过大而渐趋败势，各地守将纷纷降魏，后燕终于被迫退守辽东。稍后，拓跋珪诏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并迁中书侍郎（从三品官），仍兼任太史令。由此可知，拓跋珪对晁崇的专才甚为重用（注：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晁崇于天兴元年所制作的浑仪，竟沿用至唐朝：“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可见晁崇确有真才实用。）。
    北魏虽将后燕势力逼出中原，但另一劲敌后秦一直在西方虎视眈眈，特别是当姚兴即位后，为开拓疆土而四处征战，更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从皇始二年平定中原后，魏、秦的关系日趋紧张，拓跋珪为提防后秦进犯，乃诏并州诸兵积粮于乾壁（柴壁之北约20公里处）。就在双方对峙期间，后燕降将王次多忽又叛魏投秦，且暗地仍与晁崇和其弟晁懿往来，因此，崇之家奴密告拓跋珪，谓晁崇兄弟与王次多潜通，有叛魏之心。晁崇未能完全忠于新主的原因，应与拓跋珪凶残的性情攸关（注：拓跋珪征战四方，屡有屠城之事发生，如五原、三城、参合陂皆有其杀戮之痕迹，详见《魏书·太祖纪》。）。拓跋珪先前喜服寒食散（注：苏轼言寒食散之服用始于晋人何晏，可以“济其欲”，胡三省言寒食散可使性情躁扰，忿怒无常，详见《资治通鉴》卷115。《魏书·释老志》：“天兴中， ……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煮炼百药的目的不外乎求长生与强身，而寒食散既为流传已久之药方，且能“济其欲”，拓跋珪在天兴年即可能已服用此物。），行为因此偶有失控，甚至尝妄杀崔逞、李栗等朝臣（注：《魏书·太祖纪》：“（天赐六年，公元 409年）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这段史料虽在柴壁战役之后，但从第一句的“初”字可知拓跋珪早已服用寒食散；而从“自此逾甚”句，亦可知其病情先前已发作，且屡有击杀臣僚之事。崔逞在天兴初年，因修外交书信未按拓跋珪之意贬称东晋国主，而被处死，拓跋珪后来深为此事而悔之。李栗则在天兴三年因“积其宿过”而被处死。详见《魏书·崔逞传》、《魏书·李栗传》。），晁崇因而心生危惧。其次，当时汉人眼见华北政权的不时交替，对新成立的北魏仍感不安（注：如李密曾问其父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见《魏书·李先传》。），安身立命的抉择是他们首要重视的问题。所以在晁崇降魏前后，至少另有15位燕臣亦改事拓跋氏（注：这15人是贾彝、张骧、徐超、闵亮、崔逞、孙沂、孟辅、李沈、张超、贾归、慕容文、王次多、董谧、崔玄伯、李先。），然其中 7人却又叛魏离去（注：这 7人是贾彝、张骧、徐超、李沈、张超、慕容文、王次多。），无形中对晁崇的心理有所影响。
    天兴五年（公元402年）五月，姚兴遣其弟姚平伐魏， 攻陷乾壁，拓跋珪乃亲领大军西讨，姚平惧，退守柴壁。晁氏兄弟当时亦在参战之列，可见虽有家奴之密告，然拓拔珪仅存疑在心（史曰：“太祖衔之”），仍相当倚重晁崇的专业。十月，北魏在柴壁大破后秦，并俘其众3万余人，王次多亦在其中，旋被处死。 若王次多在死前供出与晁崇往来密谋之事，则拓跋珪理应随即惩治晁崇之罪，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可见有关晁氏叛魏之事，应仍只存疑而尚查无实据。）
    柴壁战后，群臣力劝续平蒲阪，由于蒲阪若为北魏所陷，则渡黄河即可威胁后秦京师长安，这是极欲投奔后秦的晁崇所不愿见的。他于是谎奏“月晕左角，角虫将死”，欲利用拓跋珪迷信天文灾异的心理（注：《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三年：“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占经，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又载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可见拓跋珪的迷信心理。），阻止他继续进军。即使拓跋珪接受群臣劝进，则事先奏明角虫将死，正可将“牛疫”发生的原因归诸于天，此正是天文官利用星占术遂其私图的主要手法。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晁崇不选用其他如破军杀将之类的占辞。
    尽管《魏书》记载拓跋珪就此撤兵，但《太祖本纪》载：“戊申，班师”与《天象志》载：“十月戊申，月晕左角，……丙戌，车驾北引”，二者记述内容颇异。按戊申为十月十三日，丙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两者相差38天之久，透露出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晋书·姚兴载记》另有完全不同的记述：“魏军乘胜进攻蒲阪（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姚续固守不战，魏乃引还。”即北魏确曾进军蒲阪（注：若欲了解交战二国的实际战争过程，参考与之无涉的第三国资料，其可信度应远高于交战之国。作者在此理念下判定《晋书》之记载可信，且《资治通鉴》亦采《晋书》之说：“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续固守不战。”据《北齐书·魏收传》中所记，《魏书》所援引的资料几乎全是魏人著作，故拓跋珪征蒲阪无功一事，魏人很可能会因其有损君威而刻意略去不载。又《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邓渊所作即起居注之类的史书，所以《魏书》中没有征蒲阪之事，很可能是邓渊根本未记载，或是拓跋珪下令不许记载，因史称邓渊“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拓跋珪原本极度迷信灾异，但仍决定进军蒲阪，其原因可作如下分析：第一，角虫将死并非大凶之兆，且角虫何时将死犹是未知。第二，拓跋珪在6年前征战中原时， 曾在战场上遇到严重的“人、马、牛疫”，在兵力损失逾五成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而获得胜利（注：皇始二年八月，拓跋珪亲征后燕之慕容贺麟于中山，史曰：“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详见《魏书·太祖本纪》。）。相较之下，角虫将死仅是预言，纵使发生亦不见得比上次严重。于是，拓跋珪接受群臣续平蒲阪的建议。
    然于进军途中，竟然真的发生牛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注：史料记载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柴壁战后的班师路上，但前文推断魏军乘胜进军蒲阪，并未立即回朝，且晁崇又有意利用“牛疫”阻止魏军前进蒲阪，故牛疫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进军蒲阪的路上。又《魏书·天象志》载：“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魏书》不载进军蒲阪事，而以“上虑牛疫”作为拓跋珪班师的理由，然由于此牛疫是晁崇等人的杰作，所以若不夸大此次的疫情以让后人深信当时确有牛疫的发生，岂不显露拓跋珪受晁崇之欺的无能。换言之，若仅写着“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是不足的，于是又加上“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又，《晋书》连后秦发生地震都具载之，若此时天下牛果死十之七八，此等大事，《晋书》何以略而不载？）。因牛疫乃不可预知之事，晁崇却能预知，则他必是发生“牛疫”的关键人物。北魏虽并未因牛疫而停止部队的前进，但辎重粮草的补给必然出现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当与后秦在蒲阪短暂对峙之后（注：史料并未载魏军发兵蒲阪的确切日期，据《魏书·天象志》，若以十月十三日晁崇上奏月晕左角作为进军蒲阪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一日“车驾北引”是退兵的日子，中间相隔38天，扣除柴壁到蒲阪所需之时间，魏军至多在蒲阪停留约一个月。），又因北方的柔然蠢蠢欲动，迫使拓跋珪决定撤军。还次晋阳后，拓跋珪或想起晁崇家奴之言，以及牛只同日死于路侧的异象，于是派人详加调查，结果认定晁氏兄弟确有谋叛之实，遂赐他俩兄弟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