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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自然科学史研究》 姜志翰 黄一农 参加讨论

东汉董卓之乱时,献帝被迫西迁长安。其后,董卓为吕布所杀,长安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献帝欲趁乱逃回洛阳,行至曹阳为李傕等追及,遂展开战争。王师先胜后衰,大败之余,献帝欲浮河东下而逃,太史令王立进言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三国志》卷1 注引张璠《汉纪》)太白犯镇星是“内兵”之兆(《史记·天官书》),太白、镇星犯牛、斗二宿,为“破军杀将”之征象[3], 荧惑逆行守北河,乃指往北渡河不利。王立或认为“内兵”、“破军杀将”等占辞既皆已应验,若再拂逆天象而北渡黄河,恐将难逃凶祸。献帝接纳其意见,遂改由轵关东出。根据推算,“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是真实的天象,但太白并未过天津,且荧惑亦未逆行守北河。然献帝无法判断所奏天象之真伪,反而据以决定逃亡路线,可见星占思想确实深植人心(注:经笔者初步研究,因为黄河在附近有险滩数十,渡河的风险极高,与其如此,不如行陆路东逃。虽有李傕等追兵,然欲迎天子的曹操,其势力范围亦在附近。根据《三国志》的记载,王立曾言汉将灭亡,晋魏当兴,后又在献帝面前,要求将国政委事曹氏。由此观之,王立早有叛刘投曹之心,故谎奏天象以使王师东行。)。
    南北朝因动乱频仍,故屡见太史令参与战事定策之例,如前赵刘曜光初二年(公元319年)伐黄石之役(《晋书·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伐慕容皝之役[4]、后凉吕光天安二年(公元387年)伐乞伏乾归之役(《晋书·艺术传》)。 北魏除晁崇外,另有太史令王亮于明元帝泰常七年(公元422 年)参与伐晋之战(《魏书·公孙表传》)。西魏关西大都督宇文泰每有征讨,太史令庾季才恒预侍从(《隋书·艺术传》)。可见胡人入侵中原以后,北方仍相当盛行军事星占, 不因外族的统治而有所不同。 若从刘曜(公元318~328年)、石虎(公元335~349年)、吕光(公元386~399年)、北魏道武帝(公元386~407年)、明元帝(公元408~423年)、宇文泰(公元534~556年)(注:宇文泰虽未即帝位,然掌废立之事,实与皇帝无异。)等人的在位时间可发现,太史令参战一事极具绵延性,似已成为定例。
    除太史令外,另有不少其他身份的术数家亦经常影响军事决策,北魏崔浩可算其中佼佼者(注:《魏书·崔浩传》曰:“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议讨夏主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 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夏之领土在陕西境内,依分野说属秦地)。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太武帝从浩之议,并领浩前去作战。后又议讨柔然,群臣均反对,唯浩赞成,太武帝迟疑不决,乃召浩与太史令张渊辩论。双方经过对天象一番争驳之后,张渊无言以对,太武帝因而说:“吾意决矣。”此四字正说明星占对军事决策之影响力。
    又如《北齐书》记载:王春“少好易占,明风角……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其后每从征讨,其言多中。”另外,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之术的许遵,亦被东魏权臣高欢引为馆客。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欢在河阴遭遇西魏权臣宇文泰之部队, 许遵即在随行之列(《北齐书·方伎传》)。
    五代动荡之际,亦可在战场上发现术数家的踪迹,如后唐符存审部队中有通于望气之术者(《新五代史·符存审传》);后晋石敬瑭未称帝前,部队中有善筮者马重绩(注:马重绩后来任职司天监。)(《新五代史·马重绩传》);后晋李守贞部队中,以精于天文推步之赵修己(注:赵修己位至翰林天文。)为司户参军,守贞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宋史·赵修己传》)。
    元成宗尚未即位之前,靳德进常(注:靳德进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随之辅军北边,凡占预攻战取胜之日,无不验者(《元史·靳德进传》)。明太祖、成祖屡因天文之变,诏边严加戒备,以防外患(注:可参阅《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红格本《明实录》所校印之刊本)卷99、卷106、卷115、卷125;《太宗实录》卷19、卷51、卷58。)。明英宗土木堡事变中,王师未至大同,却已乏粮,诸臣请班师,王振不许,钦天监正彭德清遂以天象示警(《明史·曹鼐传》)。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抚宁侯朱永上奏,占候天文生朱广、杨昭,因于延绥之战有功,俱宜量升听用(《宪宗实录》)。乃至康熙皇帝北征,仍有善于风角之刘禄随行(《清史稿·艺术传》)。
    除上举诸例外,我们另可透过3本代表不同时代的著名兵书, 作为术数深入军事之证明,如先秦之《尉缭子》云:“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唐朝之《唐李问对》云:“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明朝之《草芦经略》云:“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是故,长久以来,术数与军事间早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此一强烈的传统下,扮演重要咨询角色的术数家,对军事的确造成相当程度之影响,此当是探讨军事史者所应加以留意的。再者,星占得否影响军事决策或军事行动,原仅与君王或将领采信与否有关,但由于部分术数家伪造天象,或如晁崇利用星占以遂私图,致使星占对战争的影响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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