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结论
    唐太宗曾问开唐名将李靖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答道：“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不可废也。……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即其成功在人事而已。”[10]李靖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因为兵士的迷信心理是可加以利用的，此即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言：“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明确指出术数运用之妙，实存乎一心。
    李靖所指的术数，包括各种推算占卜吉凶之方法，按《通典·兵部》：“夫戎事，有国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由于战争乃攸关无数生灵及王朝兴衰之大事，故智能之士或占验风鸟、七曜、或观察阴阳、日辰，此即所谓兵家阴阳学。亦即除星占外，选择、风角、太乙、奇门、六壬、杂占等术亦经常用于战场[11]，种类之多，实不胜枚举，这当是军事史的重要一环。
    柴壁之战中，“月晕左角，角虫将死”的预言，意指军事行动将遭逢辎重补给的困难。太史令晁崇提出预警，理应有功，然却落得叛国罪而被处死，颇令人费解。其次，以现代的认知而言，晁崇何能预知牛疫之发生，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两个疑点，在证实晁崇伪造天象后，随即豁然开朗。晁崇或其党羽所“制造”之牛疫虽影响北魏对蒲阪的作战能力，但终不免为拓跋珪识破而招致杀厄，故其计划是失败的。然而这个例子在说明天文官的确有可能利用星占术影响军事行动，后秦国祚续延十余年的关键，或许即在此些微处，唯此已不易言之。
    晁崇之所以胆敢谎奏天象，实由于历朝对天文术数的严格管制，知者甚少，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弥漫，使其得以上下其手。晁崇并非史上唯一玩弄术数者，其他朝代亦有类似之个案，且术数家参与战争已形成一种惯例，故星占术对战争确有其影响力。
    拙文的首要目的，在于证明星占预言之“实现”，实多由于人为的介入。面对类似的记载，应先判断该天象可否回推，若回推证明天象为真，则预言可能是碰巧猜对（注：《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针对某一天象，各家自有其说法，碰巧猜对的可能性很高，可能因为史家只记下猜对的预言，遂造成一种某人预言神准的假象。）；若为假，则所谓的预言应验必属作伪或附会。对于不可回推的天象，如星占事应过于巧合，则或应抱持怀疑的态度。此一研究亦证明星占始终与中国古代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两者既共存数千年，则星占术对军事之影响，亦应是史家所须留意的。因此，当吾人在分析战争胜负之时，除须考虑兵力多寡、地理优劣、将领才具、战争物资、战略运用等因素外，对心理层面深具影响的星占，亦应列为析探重点之一。
    收到来稿日期：1999-04-01；收到修改稿日期：1999-06-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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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景印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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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黄一农。Five- planetConjunctionsinAncientChineseHistory.Early China,1990,15: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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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宋]沈括。梦溪笔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四部丛刊三编》本。
    9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79.3.
    10[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11李训详。先秦的兵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17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