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文官与星占术的关系
    晁崇应得知“制造”牛疫的阴谋，甚至参预其事，此乃相当严重的叛国行为，若为帝查悉，必然遭致身亡。王次多之死既未揭发其叛魏之心，晁崇何以甘冒性命之忧，伪造天象以阻止魏军进军蒲阪？本节将试从天文官与星占术间的关系加以剖析。
    由于历代皇家皆视天文学与皇族命运有密切关系，自然不愿太多人识得此术，以免挟天自重，蛊惑世人，成为社会与政治动乱之源，故历代多有禁习天文之律，甚至不惜以死刑作为威胁的手段。如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即颁下“禁星气谶纬之学”之令（《晋书·武帝纪》），后赵石虎建武二年（公元336年），下令“郡国不得私学星谶， 敢有犯者诛”，[4]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魏书·肃宗纪》），隋唐以下对天文的禁制亦未曾稍歇（注：有关天文禁令的研究可参考：郑寿彭。 北宋禁止传习天文等事之研究--宋代开封府之一“个案”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10（6）：47～57；朱锐。星占、谶纬、天文与禁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11（1）：62～64。）。
    天文术数既为官方所垄断，且关系最密切的天子多不谙此技，再加上浓厚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故天文官藉机玩弄术数的空间甚大。此一有利环境，致使晁崇认为谎奏天象被揭穿的可能性甚低，值得行险以救蒲阪。
    晁崇伪造天象之举并非史上首见，如“荧惑守心”（火星留守在心宿，心宿即天蝎座α、σ、τ星）此一被视为对君王大凶的天象，历代文献共计有23次的记录，其中竟有17次不曾发生[5]。这17 次无中生有的记录，其出现的原因当然不能均归咎于观测失误，绝大部分应是蓄意伪造！（注：天文官除伪造天象外，有时亦会蓄意隐略天象不奏，如西汉以来即有32次的荧惑守心未见记载。又如“五星连珠”，其星占意义是天下有明主出现。汉朝吕后与唐朝韦后时皆会出现此天象，且是过去数千年来最壮观的两次，但却不见记载，见[6]。 ）更有以伪天象打击政敌者，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 宰相翟方进为了“荧惑守心”而被迫自杀，依据推算，此一天象乃是伪造，有可能出自其政敌的阴谋，由于皇帝极信星占，翟氏迫于现实，不得不自杀以“塞灾异”[7]。
    再者，隋炀帝大业（公元605～618年）初年，军国多务，太史令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现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此后，炀帝每欲征讨，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无怪乎后世史家评曰：“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注：见《隋书·袁充传》：大业六年，天下盗贼四起，袁充为媚上而奏七则天象， 其中有4则为流星，一则为云气，此皆属事后无法查证之象，且其中“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的记载，亦与实际天象不合，由此可见其用心。）
    再者，后赵石虎为防止天文官员玩弄天文星占，乃在后宫另置女太史，教宫人仰观星象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4]。 宋朝亦有类似之措施，另置天文院，与司天监相互考校天象。天文院须在皇城未开之前将当夜的观象结果送抵禁中，待司天监之报告送达后，由有司进行比对。[8]
    由上观之，历史上玩弄天文术数者并不罕见，故其中当另有不少影响军事的个案值得加以探讨。此外，若天文官据实上奏，而君王将领亦对星占抱持信任的态度，则对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下文将就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
    4术数家在战时的角色
    《淮南子·兵略训》云：“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古人心中之良将，除须熟稔人谋战阵、山川险易外，亦须知天；此天不仅是大气变化的自然天，亦是灾异屡降的神格天。然古今将者智愚不同，并非皆有太公、孙武之才，诸葛、李靖之能，是故古人认为战场上需有术数家以掌天时、知天意。
    术数家何时始涉军事，史料难考，唯《周礼·春官》说大史在出师时：“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由于东周时，史、巫的职务难分，同是掌理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9]，此得以参与战争， 《韩非子·说林篇》即记有楚国左史倚相参与讨伐陈国之事。
    又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记曰：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CA64）），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晋献公问何时可攻陷虢国，卜偃依据童谣及当时的星象，推测应在丙子日。据颜师古之注，卜偃是“晋大夫主卜者”（《汉书·五行志》），可见当时若非派遣史官参战，则或另遣术数家担任幕僚。《天官书》有云：“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亦深刻描述出术家在当时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汉对外战事颇多，天人感应的气氛也最浓厚，特别是武帝不断南征北讨，星占尤其盛极一时，《史记·龟策传》形容此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老将赵充国奉命征讨西羌，在金城与之相持甚久。宣帝以天象利于出兵为由，下诏促战，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但赵充国并不因此躁进出战，反而上书谢罪，拒绝宣帝以天象干预，坚持依照既定计划。而后，大破西羌（《汉书·赵充国传》）。在此个案中，天文星占虽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从宣帝的诏书亦知星占之术应颇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