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样看待曹操镇压农民战争这件事
    由上可见，曹操秉握汉政之前，人生道路上的每一重大转折，都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有着直接的关系。
    曹操既然是以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那么对此终究应作何种评价呢？以往，不管是肯定曹操还是否定曹操的，抑是主张两分评操的，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力主“为曹操翻案”的诸大家，通常是在肯定其攻打农民军不对的前提下，然后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演绎，从而肯定其功绩。如郭沫若说，曹操打过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黄巾，是其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但他认为，“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曹操论集》第10页，三联书店1960年1 月版（下同）。）所以，“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注：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曹操论集》第47页。）谭其骧指出，虽然打过农民军的不止曹操一人，“但我们终不能因而认为打农民军不算犯罪”。（注：谭其骧：《论曹操》。《曹操论集》第70－71页。）至于持严重批评意见者，或称其是“数次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或称其为“镇压黄巾起义，是对人民的犯罪”，或称“曹操是镇压黄巾等起义的首恶之一”，行为是“反人民性质的”，更多者则径称其是“反动的”。（注：见《曹操论集》载刘亦冰、方明、杨柄等文。）
    窃以为首先应该看到一点：曹操镇压农民起义军虽然非常坚决，但从来不像袁绍、公孙瓒者流那样残酷屠杀。袁绍讨黑山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进击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注：《后汉书·袁绍传》。）公孙瓒逆击青、徐黄巾军于东光（今县）南，“斩首三万余级”；黄巾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而攻之，又杀黄巾数万，流血丹水。（注：《后汉书·公孙瓒传》。）而曹操却没有这样的记录。曹操其人，常常不以杀人为介，征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注：《后汉书·陶谦传》。）败袁绍，一次坑杀降卒八万人。（注：《后汉书·袁绍传》。）但对待义军却因另有所图而不嗜杀（按：关于参与镇压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那主要是皇甫嵩、朱儁的事），这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他对天下大势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知道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已是不可避免，要在这种局面下立住脚跟，进而扩大地盘、发展自己、战胜对手，没有足够的兵力为基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早已瞄准了起义军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所以他对待起义军始终实行的是两手政策，即镇压与诱降相结合。这是一种取敌以资己的军事思想。他成功了。他正是以收编来的这股兵力和自领州牧得到的地方兵为本钱，并不断扩大，最后取得逐鹿中原的胜利。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不宜笼统地论说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如要讨论这个问题，不仅要研究曹操，而且还要研究当时的农民起义。当时，被曹操镇压过的起义，大者有黄巾、黑山，小者有他秉政以后镇压过的苏伯、田银起义、孙狼起义以及部分屯田民的暴动等；至于奉行五斗米道的张鲁，严格说来，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农民起义。
    根据以上情况和思路，我认为对于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问题不妨作多方面的分析。
    第一，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一些农民为了要吃饭、要活命起而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与剥削是正义的，因而是无可非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给予农民军以同情。如果能给农民军以支持并引导他们克服弱点、摒弃愚昧与落后，直至夺取天下，建立开明政治，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统治阶级，特别是它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必然要想方设法稳定自己的天下，把起义军平息下去。或招抚，或武力镇压，目的都是相同的。因而，从统治阶级及其安定社会的角度说，统治阶级要平息农民的起义，完全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除了不进行暴力反抗不足以清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势力、不足以把人们从严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相对稳定总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便不能认为凡是镇压过农民起义的人都是反动的历史罪人。
    第二，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农民起义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经济秩序大都是破多立少。因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往往是积极性不大，消极性不小。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农民起义打乱了旧的社会秩序，但它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最终或是被统治阶级镇压了，或是起义军在最后的火并中大多消亡了，而富有智慧且势力充足、试图恢复旧的秩序的人战胜群雄而胜利了，从而又建立起同原有朝廷的社会性质相同的新政权，新一轮封建统治又开始了。历史地看，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此，在“替曹操翻案”的讨论中，一些老学者的意见也是合理的。他们认为既然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不被视为犯罪，同代人刘备等人镇压农民起义军似乎也不被人们所追究，那么对曹操也应作同样看待，不必追究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罪责。
    第三，曹操参与或直接镇压、收编过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是以太平道相号召的黄巾军和受其影响而起的黑山军。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文章，着重以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为依据分析了宗教在中国农民战争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宗教在农民战争中的消极影响。宗教没有把起义引向胜利，而是导向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组织者试图以一种落后的愚昧的宗教形式，甚至是邪门左道，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激励和欺骗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诸如张角兄弟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让疾病者跪拜首过，转相诳耀，（注：《后汉书·皇甫嵩传》。）或假托小术，“变形易貌，诳眩黎庶”。（注：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九。）实乃“伪托大道，妖惑小民”。（注：《后汉书·刘陶传》。）这都是些骗人的东西。对于穷困的老百姓，固然不无一时的强心作用，但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极坏的腐蚀剂。试想，如果张角兄弟夺取了政权，并且即以他们的宗教思想改造社会，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无庸讳言，那将把社会引向灾难，堕入更落后、更愚昧的深渊。因此，对于黄巾起义，包括在它影响下的其他起义，尽管我们肯定其反抗汉朝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剥削的进步意义，但我们不能肯定其较之当时的统治思想更为落后的思想意识。所以，从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把黄巾等诸多起义平息下去，勿需作过多的责难。历史为曹操提供了在镇压黄巾、黑山起义军的过程中壮大自己的机遇，但他并未以其嗜杀本性来过多地残杀起义军，而是“两手”对义军，收而用之。所以也勿需对他作过多的责难。
    第四，我们在谈曹操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将其统一北方作为最重要的功绩罗列其中。事实表明，如果说曹操以骑都尉参与讨伐黄巾是为了维护汉朝统治，谈不上同他后来的统一事业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后来军阀混战局面形成，黄巾余部及黑山军等实际上也参加了这种混战，他们时而被收降，时而依附一方而攻打另一方。如汝南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黑山军帮助公孙瓒与袁绍战；等等。军阀混战为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农民起义军同割据军阀的结合，则又加剧了军阀混战的破坏程度。所以，自从董卓秉政，军阀混战形成之始，平息农民军，实际也是完成统一事业必不可少的一环。这同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为了立国统一大业，必须把曾同自己协同作战的多股农民起义军一一除掉是同样的道理。质言之，如果我们承认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即不应把他镇压或收编活动于北方的农民军作为严重的历史犯罪对待。
    至于说曹操继承并完成了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那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了。农民起义的目的，就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为了活命，为了要吃饭，进而企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和社会环境。但就领袖人物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不排除有些人是为民谋福而起，但历史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乘乱谋事，别有所图，重要的目的乃是夺天下、坐天下；或者至少成为草莽英雄，霸居一方；也有的是想通过发展起来的自己的武装，向统治阶级讨价还价，如张燕以十万众黑山军降曹，被封为安国亭侯。而曹操抑兼并和力求“勿使小民兼赋”的措施，尽管对于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收到一定效果，但实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的目的，不仅同广大农民起义的参加者不同，而且同起义军的诸多领袖人物的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
    如上说来，似乎有点否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的嫌疑。说实在的，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恐怕是说得太过分了。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都发生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社会环境下，它给了腐朽的统治集团以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新的统治者以警示，使其注意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进，所以它的积极历史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农民起义军理所当然地应该存在下去，直至夺取政权。事实同样证明，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及其历史副作用是极大的。农民起义的结果，通常不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破坏，甚至是极大的破坏。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政治动荡和大的经济波动，以至人口锐减，都同几次残酷的战争紧密相连，这其中就有农民战争。历史的法则是，农民的战争总是要在战争中结束的。战争的发动者和战争的结束者，都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对其都在一定意义上给予肯定，并指出其局限性与消极的一面是可以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