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理论上丰富和深化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呢，邓小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判断主要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对这一提法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可能导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错误结论，因而是不妥当的。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方面去寻找。更主要的是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从政治方面考虑主要矛盾，是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改变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不可能继续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后，毛泽东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已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和“纲”，成为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主题。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P168）关于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科学把握与准确定位，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关注的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不是生产力。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则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他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都是以生产力为基点的，都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连的。比如，他强调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又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再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28）他还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P375）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现实的基础。否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关于主要矛盾，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而比较忽视经济方面。与此相关联，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也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着眼的，而比较忽视物质利益方面。这固然与历史条件有关，在当时物质利益矛盾还不够突出，利益集团也不明显。但是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特别强调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产生、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协调和解决论述不多，也不充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同难以满足这一需要的经济文化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一般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表现出来。而改革又使这一矛盾进一步凸现，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相关。邓小平就曾经说过：“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呈现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冲突公开化的局面。面对利益矛盾的新格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研究的重心和视角应当来个转换，即转移到考察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尤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这既是现阶段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面临的紧迫课题。
    由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考察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4]（P818）这一见解，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宜和不完全的。处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利益矛盾，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在顾全大局、互相协调、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前提下，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思想工作等各种综合手段，化解矛盾，努力寻求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
    （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是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他提出的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形式是和风细雨。但是，他主张的方法则是可能导致急风暴雨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很欣赏的，他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的比较快。”[1]（P467）“四大”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具，作为群众吐露不满的出气阀，会有一定作用。但是“四大”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程序和制约机制，健全法制。这比“四大”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
    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333、146）。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168）。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单靠“四大”是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也是远不能实现民主目标的。只有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防止随意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才能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