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
    政治上，湖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忽视建立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过“左”的口号，采取一刀切的斗争方式。如毛泽东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在湖南“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9]，实际上成为当时湖南农民协会惩办地主豪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左”的口号，它没能以经济标准即以剥削量为客观依据来区划农村的阶级界限，把小地主、富农、一般自耕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甚至开明土绅、知识分子同土豪劣绅混为一谈，造成“土豪劣绅”的界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在对地主豪绅如何进行政治打击和惩办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进而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暴烈行为采取过分迁就纵容和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农民的政治斗争势必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中出现乱捕、乱押、乱抄、乱杀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时，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在给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土豪劣绅固应打倒，然必有法律的标准及裁判的手续，不料农工私擅逋逃，穷乡僻壤，遍设囹圄，法律由心，刑戮在口”[10]。有些地方“自行拿获游团的事，尤在所皆有”[11]；而有的地方甚至视捕杀为儿戏，随心所欲。据史实记载，某乡在开会审判一个土豪时，到会农民皆举手赞成将其予以镇压；但当该土豪已被处决，事后有人向与会者问及此事时，后者竟声称根本不知道发生过此事，信口开河，不负责任[10]。上述情况在湖南农村是比较普遍的。中共湖南区委也认为，有些地方，“借着打倒一二土豪劣绅，……强奸真实农民的意见，横行乡曲，任意指认[人]为土豪劣绅”，“无故逮捕”，结果造成“许多正派绅士，从前对于农民的善意，也到[都]不能保持”[12]，农村中形成了“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恐怖现象。应该说，上面几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湖南农民运动的政治斗争存在着较多也是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
    经济上，在对地主豪绅进行经济打击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过火行为。在运动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擅自没收土地，擅自勒索捐款”[10]；有的地方在“宣传工作尚未成熟之时，急于率领农民，没收中小地主之土地”，不管是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甚至一般农民，都得将土地悉数交出，进行平均分配。这样，“打倒土豪劣绅大地主，而波及一般小地主、自耕农及稍微富裕之家”[13]。在湘乡县，一些乡村的农民还“向富人敲诈钱财，到富人家里大吃大喝，大群农会会员索性安营扎寨，直到把稻米吃光了再走”[14]。在湘潭县，某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为土豪所殴，“农民数千人起而复仇，杀猪三百个大吃一场而去”[7]，仅此而已。这些材料，虽然有责难乃至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甚至有夸大其消极面的内容，但从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是不能排除斗争过火的客观事实的。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就对此作过披露：“最近几个月以来，革命的农民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往往殃及小地主”，“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自己相斗”，引起各方对农民运动的反感[15]。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经济斗争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实行平粜阻禁。我们知道，平粜阻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抑制谷米价格上涨，打击地主豪绅、投机奸商操纵市场的弁利活动，以保护缺粮少食的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但在具体操作、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往往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泥坑，自行制定阻禁政策和措施，完全禁止粮食出境，使得“甲区的米不能到乙区去”，影响了乡村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城市之间的粮食与商品流通，既损害了广大自耕农、富农、中小地主、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也给一般农民带来了生产、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他们对此抱怨不已[10]。
    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农民协会的斗争方式过于简单，急于求成。如对放足剪辫，农民协会会员并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事先去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耐心细致地解释、阐明缠足蓄辫的严重危害性与放足剪辫的重要意义，以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而是无视农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粗暴行事，大搞一刀切。农会会员往往“带一群人拿着剪子，挨门挨户给妇女剪发”，结果，“有的妇女还没有觉悟，剪了后就哭”[3]；有的地方农会“将所有女人头发都剪了，把鸡杀了，把树全砍了”[14]；有的地方则不加区别地把庙宇、菩萨、祖宗牌位、祠堂、牌坊等统统视为封建主义传统予以砸毁焚烧[2]，这就势必毁坏许多文物古迹。显而易见，处置和治理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仅凭强迫命令或实行强制干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否则会物极必反。
    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农民运动则表现为一种盲目排外的倾向。“毁教堂，捉外商，时有所闻”[16]。有的农会甚至把教会的仆人和教堂雇员作为“吃教者”对待，把他们揪出来游街示众[14]。在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的斗争中，各地也普遍地、不加区别地把英商所有货物、商品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加以焚毁，结果造成市场货源短缺，供需脱节，导致通货严重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特别是“焚烧英油，使群众用油遇到困难，还影响到武汉市面煤油的供应，使经售英货的中小商人受到损失，引起他们的不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