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一战线队伍急剧萎缩
    北伐战争使唐生智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新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湖南省新政府要为武汉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稳定付出重大努力。1926年9月以后，湖南省政府仅支付给武汉方面的军费一项，每月就达150万元以上。然而，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水旱天灾，湖南财政日趋枯竭。据1927年5月2日林伯渠向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透露：湖南财政此前每月收入为360万元，“现在因为天灾人祸，收入顿减，仅有七十余万，但支出仍需两百四五十万左右”，赤字高达170余万元；而且随着“税源枯窘”，湖南财政尚在继续恶化之中[10]。当时，湖南属于经济不很发达的内陆省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粮食出口。“湘省出产，以谷米为大宗，丰年运输省外，吸收现金，为数甚巨”[16]。为此，湖南省政府、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曾屡次通令各级农会在切实解决本地区的粮食问题外，要适当开放米禁，以活跃城乡流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各级农民协会表面上表示服从，实则暗中设置障碍，加以抵制。农会“阻禁”、封锁成风，禁止谷米流通，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革命政府的财政危机，使“金融顿呈枯竭”，“不惟行政教育经费概属虚悬，即前方粮饷，亦未由接济”，且粮荒也日益严重，这就严重影响、制约着革命政府和湖南农民运动之间本已相当密切的相互合作和信任的关系，使之对农民运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另一方面，导致商业流通窒息，“生意凋落，……市面极为恐慌”[17]。所有这些虽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咎到农民运动上面，但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了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解决国民革命军的粮食给养问题，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先后派遣军需官员到湖南各地筹集军粮，结果与农民迭起冲突。“数月以来，纠纷迭见”。“益阳、沅江阻止各军采运军米”；“湘阴则掠取总指挥部运送之军米，并殴伤弹压人员；湘潭则掠取总政治部学兵团办就之军米，并抢杀采运人员”[18]。在其他地方，“以农协名义呈办驻军，……采办军士立毙数人，是非曲直，无可申辨着，不甚枚举”；又如“中央政治部学生队派员往湘购米，乃没收其枪弹而囚逮其员兵。总指挥购办军米而擅自夺而分之，不特禁米流通，且欲绝前方食品。武装同志头脑简单，深为此惧，而感[思]想受特别刺激矣”[10]。对此，中共领导人苏兆征曾不无遗憾地说，“湖南的米，……本来是可以来（武汉）的，因为路不通，阻住了”[10]，苏的这番话不无道理，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上述情况。诚然，在采办军粮的过程中，军队采办者对此应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筹粮过程中往往出于自身升官发财的利己私欲，或从中中饱私囊，或使军米数目远远超出原有定额而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理所当然为农会所查没，违规者也自然受到农会的严肃查处和惩办，双方互不相让，以致发生矛盾和冲突。不过，农民方面的责任同样也是不能推诿的。基于此，湖南省农民协会自1926年下半年起，多次通令各级农民协会要以大局为重，适当开放米禁，积极筹集粮食以纾解武汉粮荒，支持河南前线的北伐军作战，但收效不大，各级农会依然我行我素，省农协的指示和命令基本上变成了一纸空文。直到1927年5月中旬，省农协方才接到各属报告，勉强征集了17万担粮食[19]，但转运之事则因旋即发生“马日事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处理革命军人的家属问题上，农民运动同样犯有“左”的错误。在运动中，打击革命军人家属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迩来迭据报告，各处农民协会往往有幼稚过当之举动，或对于军人家属加以扰害，或对于军人财产加以剥夺”[20]；“前敌军人在湘各县眷属财产，常被暴徒抢掠，甚至兵士付洋数之回家养赡，亦被农会夺去，妻室被人奸诱离婚，种种令人痛心之事，不绝于耳，军心极为不安，异常焦灼”[21]；而有的地方，“将士亲属，动辄诬为豪绅杀之，将士财产，动辄指为地主收之，……近更变本加厉”[22]。如果说，上述观点受作者的阶级背景、思想动机及政治立场的制约，有夸大事实真相的一面，而令人难以至信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有关类似的材料报道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很难说是凭空臆想。陈独秀说，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始的幼稚行动”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等，已“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并“使湖南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3]。1927年6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又指出，国民革命军中的90%是湖南人，且其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不顾这一特殊情况令其后院起火，家庭土地财产被抄没，亲属被捕杀，士兵寄回的汇款被没收和瓜分，无疑加速了他们的分化和反动。他认为，农民的“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1]。同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中也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是错误的，势必促使国民党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15]。事实表明，湖南农民运动在处理革命军人家属的问题上的确存在过“左”举动，给相当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利于稳定军心，削弱了农村的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败坏了农民协会的声誉和良好形象，使农民运动的处境日趋困难。
    四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运动被降格以求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反封建斗争的不断胜利，农民成为农民协会和农村政权的主人后，沾沾自喜起来，他们缺乏长远的革命战略眼光，醉心于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企图把一切置于小生产者的轨道之下，其绝对平均主义便在运动中泛滥一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当时全省各地“吃排家饭”成风，“闹得激烈一点的地方，就相率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吃排家饭，就是聚了许多人到富户家中去坐吃”[24]，“消耗粮食而不事生产，以致前方军食，后方民食均起绝大恐慌”。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维系小农经济的需要，各地农民还“私立银行及合作社按户勒款，威迫势禁，毫无簿据”[10]。显然，这些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不但难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促使农民的懒惰情绪，不思进取，不但不能捍卫、巩固与扩大农民运动的革命成果，也使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变成了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