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湖南各地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实行诸禁是必要的、及时的，尤其是严禁牌、赌、烟（鸦片）等社会公害，更应予以提倡和鼓励，以利于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有些举措则未免过当。如禁止地方煮酒熬糖，禁止地方民间艺术，禁止喂养家禽家畜，禁买南杂百货等等，这些做法虽有涤荡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提倡节俭养廉，抑制农村奢侈风气的作用，但主要还是农民企图用不现实的绝对平均的方法来拉平人们的生活，进而消除农村的贫富差别，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是一种打击商品生产与交换，维护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极不理智的行为，其实质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在土地斗争中，一些农民从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一开始就提出“平均佃权”的口号，主张按人头绝对平均佃权，结果遭到佃户的强烈反对。旋即又提出“禁佃”主张，“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造成了会员间的严重纠纷乃至械斗[25]，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个别地方的农民甚至开历史的倒车，仿照“绿林好汉”，“行乌托邦式之举”，如宝庆（今邵阳）、汉寿乡村，就出现了类似情况[26]。诚然，对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种种做法应该给予具体分析。它有反封建的积极的一面，集中反映了广大受压迫、受奴役的农民群众渴求自身解放，实现社会平等，憧憬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27]。但是，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是民主革命的绊脚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诚如列宁说，“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的”[28]。毛泽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其性质是倒退的、反动的，因此，“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不是凭空捏造或虚构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毋庸讳言，这些“左”的错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是用客观的、冷静的眼光正视它，用正确的方法纠正它，而不是忌讳、抹煞或掩盖它。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区委都曾主张或采取措施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鲍罗延提出，“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29]。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提出要纠正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出：“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其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1]。这一意见显然是中肯的，对于纠正农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并使之顺利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中共湖南区委为此曾多次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农民协会自查自纠，认真清理和纠正已出现的“左”倾错误，并于1927年2月制定了《关于在农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决定在农村大力发展党组织，广泛吸收贫农入党，并要求在各地开设农运训练所或训练班，着力培养基层农运干部，引导农民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右倾错误。他们把纠“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以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妥协路线作为交换条件，对湖南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和干涉，从而延缓以至打断了纠“左”的正常进程。如鲍罗延把当时的“一切罪过通归于农民运动过火”，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肆意夸大农民运动的消极面，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陈独秀也跟着附和[30]。这样，使反动派诬陷、攻击农民运动的气焰更加嚣张，最终导致了“马日事变”血腥一幕的发生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失败。
    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毋庸置疑和否认。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的伟大旗帜下，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掀起了全方位的农村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农村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涤荡和打击，把从广东腾空而起的中国大革命发展到高潮，为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建树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诚如一位国际友人所说：“将来有勇气把中世纪的中国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既不是南方或北方的将军，也不是富有但卑屈的上海资产阶级，更不是胆小的官僚政客，而是这些工人与农民”[14]。毫无疑问，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这是运动的主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必须正视。历史学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它的基本点就在于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示真实的历史过程。农民运动亦如斯。我们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既要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和作用，又应真诚地对待其历史过失，避免流于简单和片面，犯绝对化的错误。只有这样，方能维护湖南农民运动应有的历史形象。其实，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本来就很不成熟，尚处于幼年时期，一切工作都刚刚起步，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如何领导群众运动并使之能够符合中国国情，从而稳步、健康地发展，仍处在早期摸索的阶段，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答案可循。因此，在领导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一些失误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千方百计地加以回避或抹煞。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对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过分拔高，一味颂扬，极力回避其历史局限性的话，那么后来我党在这一方面出现的种种失误就不好解释了，至少在逻辑上无法作出交待。因为这样一来，势必给人们造成一个严重错觉：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较之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革命斗争亦即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民运动还要搞得好，层次和水平要显得更高，具有超前性（因为后者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除此以外恐怕再难找到更加合情合理的答案了。毫无疑问，这种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后果势必贬低土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了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对农民运动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中的“左”倾错误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误，但绝对不是对农民运动中失误的一种简单继承或翻版。
    收稿日期：2000-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