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由于对德意志社会各阶级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当时根本不可能依靠“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也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
    19世纪30～40年代，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相比，的确要发展得多。但是，它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程度，表明它在政治上远远没有成熟。作为产业工人这一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德意志为数甚少，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很小。因为德国的大工业不发达，小手工业占优势，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1846年，德意志每千人中只有122人从事工业[41]。构成德意志“工人阶级”主体的是手工业工人。1848，年德意志手工业工人为84.2万人，占人口总数14%[42]。在工业最发达的普鲁士，它的手工业师傅为45万人，帮工为38万人，工厂工人为55万人[43]。1848年，在柏林的40万人口中，工厂工人只有5万人[44]。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民主共和为何物。“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45]那时，按其性质来说是革命的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半在睡梦之中”[46]，只有极少数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的对立。德意志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但另一方面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意志无产阶级先后受魏特林“手工业工人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影响，受格律恩等人的既反动又空想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成为这些思想的俘虏。在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曾经举行过起义：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接着是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起义。但是，这些起义只是反对企业主而不是反对政府。工人阶级只知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统一和立宪的纲领，不包括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但大多数工人没有明确提出统一和共和的要求。“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47]
    在1848年革命开始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积极参加了革命。但是，“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48]他们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也无力完成统一和建立共和的任务。在1848年4月成立的“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是在右倾机会主义者斯蒂凡·波尔恩的领导下，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帮工组成的。波尔恩把这些组织带上单纯经济斗争的错误道路上去，认为统一和建立共和与工人阶级无关。
    德意志无产阶级这些状况表明，它“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49]它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松散，人数又少，因而不可能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
    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在德国这个既无强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人多势众。但是，这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顾主，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小城市里，正是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等为地方当局效劳而富裕起来。这个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一方面又惧怕堕入无产阶级的境地；一方面希望能够参加公共事业的领导以保障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又惟恐触怒政府。所以，这个阶级永远摇摆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而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是首鼠两端，极其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50]德意志是绝对不能依靠小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变色龙”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的。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南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和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1811～1881年）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1805～1870年）领导下组成的社会激进派。自诩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个“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51]。1847年9月12日，他们在巴登的奥芬堡举行集会，通过司徒卢威起草的纲领，即奥芬堡纲领[52]。它要求建立普遍享受公民权的、政治平等的、人人自由的代议制共和国。他们还准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848年4月，黑克尔与司徒卢威在康斯坦斯发动起义，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但不到几天，这种试图就被联邦军队粉碎了。黑克尔逃亡国外。同年9月，司徒卢威率几千人再次发动起义，在拉赫宣布成立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建立临时政府，保证人人幸福、自由和受教育。但是，他们重蹈覆辙。司徒卢威等人落入政府军的手中。
    农民阶级包括大农、中农、小自由农、佃农和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却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前是从来不关心政治的。”[53]而且农民的分散性致使意见难于统一，难于集中领导，难于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柏林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后，德意志各地农村爆发了农民起义，但立即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内阁派兵镇压了。因此，当时不可能出现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去帮助任何一个革命阶级完成统一和建立共和的任务。
    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出世得太晚。它的人数少而且不集中，势力单薄。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普鲁士，也还没有一个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资产阶级。它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取国家的统一和建立共和。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只想走和平和合法的道路去实现君主立宪制。1847年10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达维特·汉塞曼、亨利希·加格恩等人的领导下，在法兰克福的赫彭海姆集会，要求各邦成立立宪政府，整个德意志建立君主立宪制。次年3月，他们又在海德堡召开大会，发表《告德国人民书》，号召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中央政府，使统一的德意志确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甚于害怕封建主义制度。革命一开始，他们就背叛人民而与封建反革命妥协。这样，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无能，畏首畏尾，“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54]
    可见，在1848年，德意志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无力去领导革命，无力去实现统一和建立共和。德国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历史的检验证明，把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作为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一种迷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应习焉不察，而不识其谬误；不应以教条主义习气去对待《要求》所提出的革命任务，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先前所确定的，后来却认为是“错了”的、陷入“幻想”和“迷误”的任务再加以肯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5]在1848年，历史并未提供实现德国统一和建立共和的客观条件。当时德意志的经济还不发达，政治分立主义十分严重，国际社会的阻力重重，国内各革命阶级的力量还很软弱。忽视这种客观实际，从“民族意识”这一主观愿望和价值的最大效益观念出发，想当然地提出的革命任务，就不免陷入乌托邦。历史对此作出了结论。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它的裁决也是最无情的。历史要做的还更多：发展经济；通过各阶级的较量确立统一运动的领导力量；通过斗争扫除国内外的各种障碍，这需要再过20年才能做到。但这也仅仅是实现德意志统一而已。至于建立共和国，那怕是魏马共和，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事。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而历史的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超历史就难免受到它的惩罚而以失败告终。
    1895年，恩格斯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任务的反思，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赤诚、坦白的襟怀，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认错误的革命精神，并向人们昭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革命中，必须深谙本国的实际和特点。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没有正确地分析国情，就不能正确地确定任务；只有对情势和实际了如指掌，才能正确地提出任务，才能不致犯错误，才能避免迷误。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④⑤[34][37][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8、5、48、467、467、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⑥[28][30][32][45][47][50][53][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8、13、49、102、11、24、10、12、114页。
    ⑦[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360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⑧[36][40][46][4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0、469、469、482～483、19、19页。
    ⑨H.kamnitzer.Die Wirlschaftliche Struktur Deutchlands Zur ZeitdenRevolution 1848,B.1952,S.6。
    ⑩W.W.Rostow,The World Economy,Austin 1978,pp.52～53。
    [11][12][23]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1991年版，第314、324、333；343；341页。
    [13][14][15][41]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商务1932年版，第113、128、126、166页。
    [16][17]H.W.Koch,A History of Prussia,N.Y.1978.pp.241.222。
    [18][19]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3、4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2页。
    [21]K.F.Reinhardt.Germany:2000 Years,Vol.Ⅱ，N.Y.1986,p.518。
    [22][33]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0、102页。
    [24][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2、631页。
    [25]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1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0页。
    [35]K.Obermann,Einheit and Freiheit,B.1950,S.213～214。
    [38]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1987年版，第37页。
    [39]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196页。
    [42][43]K.E.Bron,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Band 3,Stuttgart 1978,S.432,134。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93页。
    [52]E.R.Huber.Dokumente zur dea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I,Stuttgart 1961,S.262～264。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