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择内战，就是选择了灭亡。当然国民党蒋介石在主观上选择内战的目的是想坚持一党政治和一人独裁，不想开放政权。所以，国民党溃败大陆是坚持一党政治和一人独裁的结果。
    一党政治、一人独裁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1948年虽由“训政”改行“宪政”，但实质未变。国民党一党政治的理论，发端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组成之始，坚定于1914年中华革命党组成之时，而成熟于1924年国民党之改组。至1925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这种理论已见诸法律。而对一党政治制度作出具体规定的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2次中央常会制定的《训政纲领》[10]。《训政纲领》其列述的党治的原则有三：①训政时期政权由国民党代表行使；②训政时期政府由国民党产生，并对国民党负责；③训政时期关系政权的法律由国民党制定，并由国民党来修正与解释。所以，一党政治就是国民党掌握政权，既没有人民民主，也没有民选的议会，而是由国民党的代表会议代替民选的议会行使立法权，并产生政府。民主国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在训政时期即是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府的权利由国民党给予，政府由国民党产生，人事由国民党安排，政策由国民党决定。
    一党政治还有一尤为重要的特征是在训政时期除国民党是合法政党外，其他政党没有存在的合法性。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10]有学者曾对此评论道：“引申的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凡不服从或不拥护中国国民党的人民，是没有国民权利的，因此亦无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然不能公开组党；二是凡享有国民权利的人，既都服从并拥护中国国民党，那么纵使不是国民党，也不会去另行组党。”[11]
    国民党内还存在一人独裁制度。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曾为孙中山特设“第四章总理”一章，是以孙中山为总理，而不是设总理这一职位。总理为当然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国民党内个人独裁权力的合法来源。孙中山之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由蒋介石“代行党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从而蒋便取得了总裁地位，这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的合法来源。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又规定，国民党总裁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一指挥党、政、军事务。且明文规定委员长可以“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处置“党政军一切事务”[10]。从这个意义上讲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是一党专政政府，还是一人独裁政府。“训政”本是孙中山有利于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工具，实际上则沦为蒋介石行使独裁权力的工具。
    从比较的观点看，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最大不同，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制度化的有统治力的政党体制，而北京政府是军阀干政，没有一个政党具有统治能力，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体系。这一时期，在中国政局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是军阀，而不是政党。蒋介石虽然是军事起家，但他争夺的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蒋介石拥有独裁者权利的合法来源于国民党的党章，“代行总理职权”。中国国民党的训政，表现了在中国一个有统治力的政党体系的出现。
    从政党政治的标准衡量，国民政府政党体系的形态是独一政党制。这种政党体系可称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竞争的政治结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不容许政党之间的合法竞争，而政党政府化。
    现代政党是为组织政府而存在的团体，其功能是为了最终实现对政府的政策及人事的控制权。在多元的政党体系中，这种政党的功能则是通过各政党在一定政治的主张或利益的号召下，以从事候选人的提名和竞选的活动来实现的。而在一党体系的政治结构中，则不然。一党体系下决定政府政策和政府领导人选的过程，完全是在单一政党的范围内进行的。中国国民党的训政就是一个典型。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对政党体系的价值判断标准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体系的力量和适应性。这种政党体系能否吸收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新社会力量，换言之，政党体系的力量和适应性表现在增加了以下的可能性：产生政治抱负和政治意识的新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参与体制而不是反对体制，为接纳新集团的加入可以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政党体系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则将产生政治不稳定的现象。
    在一党体系中，很清楚，新社会力量只能靠参加这个党才能进入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党体系远比多元的政党体系接纳新社会力量的管道少。一党体系中的政治领袖能对动员新社会势力进入体系予以高度的控制，他们没有竞争的推动，因而无须为保住权力而扩大其号召而把新社会势力引入政治体系。
    但是，社会上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需求及利益。从表达利益的观点看，一党体系难以反映社会的多样性的需求。在一党体系下，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要想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并在政治体系内予以调节和汇集，即使并非不可能，但也十分困难。并且在一党体系中，政党极易沦为独裁者权力行使的工具，其领袖个人特殊立场及人格特质常易于投射到政党的组织内。蒋介石的传统文化素养以及几十年的行武生涯，不认同民主，只认同武力，不能不是国民党1946年选择内战的决定性因素。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观察，中国国民党一党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国民党对民国初年多党体系教训的总结，也与国民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联。辛亥革命后，国民党长期都没有表现出是一个有统治能力的政党。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的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也正是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在国民党一大后，作为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中国国民党，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成功地实现了对广大工农大众的社会动员。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竟使几百万人都卷入民族反帝的革命运动的浪潮中。社会精英同民众的结合，城乡间大革命广泛开展，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才得以取得北伐战争胜利，建立起一党体系。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是日益强化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一再尝试建立清一色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不是遵循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管道，建立吸收希望参政的新社会集团和上层分子的程序，同化因发展而产生的新社会力量。相反，采取非民主的行动去阻挠参政扩大化，并力图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1946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政治体制，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它体现了政府人员之产生不能经由国民党中央通过这一原则。这对于一党训政的法统是一种否定，是多党制原则否定了一党训政原则。这是国民党蒋介石不能接受的。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在其发表的离华声明中则道出实情：“国民党方面，其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他们“意欲保持其自身在中国之封建统治，显无秉承政协决议之诚意。”[12]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愈来愈流露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失去一切。”[13]所以国民党最终选择战争，用枪炮和士兵去作决定。
    国民党在1946、1947年的一系列力图阻止扩大参政的行动，如，“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发动全面内战、“李闻惨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侵占延安、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这些行动注定了国民党1949年的命运归缩。
    国民党虽然成功地实现了“以党建国”，却失败于“以党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