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泰山神祇地位变迁的原因分析
    纵观泰山神与碧霞元君两者的发展历程，可看出泰山神较早地纳入了国家祀典，具有国家正统神灵的性质，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地位也在泰山神之下，其发展初期以泰山神女儿的身份依附于泰山神之下的情况十分明显。在泰山神的呵护下，碧霞元君逐步获得了发展空间，至明清时期碧霞元君的地位开始凌驾于东岳大帝之上，两者的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究其原因除碧霞元君受到皇族的认可外，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与民众信仰对象的转移。前述元东平人赵天麟曾上策元廷，对民众朝拜泰山神极为不满，认为泰山是天子封禅、藩侯当祀之地，民众进香赛会是干越邦典，渫渎神明。朱元璋即位之初，便从儒教原理主义观念出发，实施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洪武三年(1370)颁布了充满原理主义色彩的“神号改正诏”和“禁淫祠制”[38](P107-113)，规定“天下郡县皆祭三皇，后罢。止令有司各立坛庙，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厉。庶人祭里社、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俱禁止”。[39](P151)其《禁淫祠制》亦对各阶层的祭祀对象做了规定：“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僭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40](P1037)总之，明初的礼制复古，强调泰山神的官方色彩，使得“东岳非小民所得祀，故假借碧霞云尔”[41](P13)，这为碧霞元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次，封禅活动的终结与帝王对泰山神态度的变化。泰山封禅发展到唐代的一大变化是，从秦皇汉武的神本位发展到唐代皇帝的政本位，封禅的目的是显示其政绩，神的地位和影响在不断降低。宋代封禅，从文化心态上看，弄虚作假本身就是对神本位的变态否定。明洪武三年(1370)下诏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40](P1034)明代帝王去泰山封号，停止封禅，仅派人致祭泰山神，并且祭文行文的口气上，皇帝与神并列，甚至对其责备，一改秦皇汉武对泰山神战战兢兢、万分虔诚的顶礼膜拜。到了清代，泰山致祭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进而发展到了人本位的地步，将泰山看作个人抒发情怀，游山观景的理想场所。[42](P146-204)总之，明清时期在帝王心目中，泰山神的地位逐步降低，这也影响了民众对东岳大帝的态度。
    再次，东岳大帝主掌阴府权利的丧失与信众的流失。民间的泰山神信仰与上层统治者祈求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似乎关系也不大，与生民们真正息息相关的是，它把持着世间凡人的生死予夺之权—泰山治鬼。泰山府君作为中国民间的治鬼之神，在佛教传入之后，其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大约在汉魏时，就有供奉者将阎罗王看作掌死之神，到唐代，阎罗王已可与泰山府君分庭抗礼，宋代以后，泰山府君在治鬼领域内已退居为末流角色。[43](333-338)在民众看来，泰山神“治鬼”之职的丧失，预示着其法力的丧失，这也影响了民众对泰山神的信奉。
    最后，碧霞元君神职广大，屡有灵异，使其信徒不断增加。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中国，有“助生成之德于无穷，殆若天命之者”[44](P253)的碧霞元君成为最重要的送生保育之神。不仅嘉靖十一年(1532)，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玉田伯蒋荣，致祭碧霞元君以求“仰祈神贶，默运化机，俾子孙发育，早锡元良”，[6](149)民间更以生育神视之。北京西直门外高梁桥“有娘娘庙，塑像如妇人育婴之状，倍极诸态……俗传四月八日，娘娘神降生，妇人难子者宜以是日乞灵，滥觞遂至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45](P191)；丫髻山碧霞元君庙进香“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愿求之，山顶娘娘最灵感，应之如响”[46](P230)；安徽凤台县“元君庙，城东南四顶山上，土人相传祈子辄应，每岁三月十五焚香膜拜者远自光、固、颍、亳，牵牛鼓楫而至”[47](P353)；辽宁铁岭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祀碧霞元君，世人附会之，配以眼光、子孙各神及痘神，妇人育子，童子患痘，多于是庙祷之”[48](P1084)；《樗庄诗稿·春草吟》亦载：“金钱掷去太豪奢，风俗纷纷礼碧霞。碧霞元君即俗所称泰山娘娘也，祈祷子孙者争礼拜。”其送生保育之职名誉全国，推动了该信仰的传播。
    除送生保育的神职外，碧霞元君亦有祛病防疾、阴佑一方民众安全之神职。正德二年(1507)皇帝《御制告文》曰：“兹因眇躬，偶爽调摄，敬祈圣力，永佑康宁。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灵应，福佑家邦。谨告。”[49]万历十七年(1589)，明廷“国本”之争渐起，郑贵妃先后四次遣中官致祭元君，建醮三阳庵，以求元君保佑。[32](P226)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病危，亦遣子祭泰安仙妃。而普通民众对其信奉更甚，“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廖，愿杀子以祀。已，果廖，竟杀其三岁儿”。[50](P7593)红门宫《民国二十二年(1933)山东泰安香社碑》记载了碧霞元君护佑泰安城之事：“泰山之神，夙著灵异，自古昭昭，在人耳目。最显著者，莫如十九年战役。泰安以弹丸小城，被围二十日，受巨炮炸弹至千余发，城外居民咸以为城内齑粉矣。围解后，乃竟不(损)。围攻剧烈时，人咸望见每凌晨由顶发云，罩城垣四周，不谋而同喻为碧霞元君之神灵默相庇护耳。故，事平后，群赴岱顶报赛，有空巷之势。”《古今图书集成·徐州部纪事》则载：“白马石在冒山下，高七尺，阔五尺，相传刘六反时，百姓多避难山巅，刘经其下，声势吓人，碧霞元君显神力令山半大小石震奔如雷……众寇不敢侵山，遂奔去，人赖以安。大小石历落山畔，宛然元君走石阵也。”在此，其弥灾去疾、护城庇民之神职凸显。
    随着碧霞元君信仰的传播，其神职不断增加，俨然成为无所不通、无所不达、无所不能之一方保护神。成化十五年(1479)《尹龙记略》云：“尝观《州志》，昔有猛虎为害，祷之(碧霞元君)而去；飞蝗为灾，祷之而死；以至于民之旱涝，祈之历有其验。故远近众庶，拜瞻之顷，灵风飒然。”[51](P237)其驱虎灭蝗，御灾捍患，去旱去涝，神职广大。华亭县灵应祠“祀元君圣母，旱、蝗、瘟疫、祈祷皆应”[62](P124)；凤台县《碧霞元君行宫新修碑》则载：“明府武进李君到官五载，年谷屡登，民无疾疫，虫蝗不流……于戏穆清，化醇万物，惟神降庥。”[47](P353-354)《蓄斋二集》亦载：“今泰安州设有(元君)祠，凡求福者趋之若鹜，香火之资至以上佐国用”而苏州圆妙观之元君行宫于频年水旱、物力艰难、人饥饿疫死者不可胜数之时，仍可募千金而建，实乃“饥饿、疾疫而死所谓劫数也，而能救劫者莫若元君”。[53](P381)同时，碧霞元君还有安济顺渡、护堤造福等神功。《古今图书集成·庐州府祠庙考一》载：“巢湖中庙在北岸，祀碧霞元君……去合肥巢县各九十里……过者祷之能分风相送”；《颐道堂集诗选》亦有《归甫两旬复有渡海之役，祈风碧霞元君感，题祠壁》、《偕湘姬至刘河祈风碧霞元君祠下，次日晓起渡海，用前兰姬渡海韵》诗两首。[54](P61-68)明小说《梼杌闲评》则载：“宝应县城北泰山庙，香烟最盛……去年黄淮决口……吾乃泰山顶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奉玉帝敕旨来淮南收伏水怪，保护漕堤，永镇黄河下流，为民生造福，称她为‘永护漕河福德神’。”|55](P12-13)总之，随着其神职的增加，“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而神亦靡诚弗应。”富贵、平安、健康、长寿、多子多孙、丰收、安定等这些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通过进香碧霞元君均能实现。这是其信仰扩展及“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56](P71)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