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个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简单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这种知识的探求就是历史学。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至20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富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新历史编撰史》（1911）、《近代历史编撰史》（1914），古奇（G．P．Gooch，1873～1968）的《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勺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巴恩斯（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史学史编撰的第三条道路当属凯利（DonaldR．Kelley，1931—）的《多面的历史》。该书正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前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新近由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诚如作者所言：“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谢，万古长青”（该书第1卷“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为知识形态的史学史
    史学史既是史家与文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在重要性方面可比肩与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域外历史与文化的必要基础条件。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求原委，以探寻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对学生的基本素养与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外国史学史，应在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换言之，即对史家思想、某一作品、某个流派所做出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纵横比较，上下连贯，惟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史学史的编写，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历史写作的异同。纵观中外史学，一方面，时间、变化、真实、效用是与历史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史中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史家的历史观会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和特征，这是史学史中相异之处。要使“外国史学史”编写从整体上表现出一致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每个章节的编写中合理地把握不同章节的异同，即找出共同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每一位历史学家如何看待时间？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通过历史写作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事实？怎样期待其作品实现其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不同的解答，也可以将整部教材融会到共同的主旨之下。
    既然史学史是一部学术史，我们就要考虑其内涵，即史学史研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家及其文本的故事，既然历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人的活动则包罗万象，不但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也有科学史家、宗教史家、考古史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笔下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述究竟应不应该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内？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笔者所观，也许外国的概念太大了，这样的学术谱系太庞杂了，从苏美尔到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从欧洲到西方，从西方到世界，让人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梳理这个史学史的框架，难以确定所包含的内容，难以确定有哪些特征，等等。简单来说是内部差异性与语言太多造成这一现象，因此，很难编出一本像“中国学术史”这样的书。因语言而造成的这种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比如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就是地中海文明，也就是说赫梯文明、犹太文明、埃及文明等所谓的东方文明在古典时代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史是大体上一体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差异性，其分水岭应在公元前5世纪，自此以后人们逐渐就把那些东方文明排斥到西方文明之外了。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通常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包括史家、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思想等，无疑史学思想处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柯林武德曾说，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首先掌握这一个问题本身的历史。卡尔?贝克也曾说，历史最有趣的一面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规律的研究，而是史学史的研究。可见，史学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专门史学史更是每一个历史专题研究的指导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