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
    当今历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的历史思想，以期真正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之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史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全部知识分子了。此外，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在本质上寻求的是共性，因而也就忽略了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民族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历史学家注重普遍史的研究。就史学史而言，已经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著作，一本是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王晴佳、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的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gman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译本《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另一本是沃尔夫（Daniel Woolf）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笔者正在翻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历史编撰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但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历史编撰与国家认同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史学为国家服务，国家资助史学，两者互为依存，携手共进。如果全球化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那么史学是有权利规避这一运动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出现了否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倾向，因此也出现了否认民族史学存在的倾向。当然这只是个别极端现象而已，但这种个别现象也折射出全球化的一个侧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话语全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是史学思想的全球化过程，因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共性与个性，重新叙述地方史（民族史），重新叙述世界史（普遍史）。事实情况却是，不管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东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大多都是以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上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徒增历史思想的贫穷化。因而，解决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类型，只从时间的可比性和内容的可比性来考察为什么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富有很大的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分高下，但是最近为什么人们独对中西比较情有独钟呢？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教授劳埃德（G．E．R．Lloyd，1933—）对中西古代文明有着独到见识，近年来一直从事古代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代）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成果斐然。西方世界近年来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就更多了。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也于2003年开始出版《东西史学》（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在中国，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就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GeorgIggers，1926—）、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ornROsen，1938—）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列举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是中西思想的共性大于西方思想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共性造成了这一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文明的史学观念与中西史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苏美尔王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末期，揭示了传说中的历史，这种传说一直回溯到25万年前“王从苍天而降”的历史。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始于著名的帕勒摩石碑，这其中则包含了公元前40世纪中期的王表。在这古老文明面前完全是一群孩子的希腊人，不仅汲取了他们的字母文字，而且借鉴了天文、几何、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但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增加了批评意识。基于这点原因，有人则极端地把这种王表式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印度历史非常悠久，但他们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他们的年代记载是混乱的，有时上下相差几千年之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观念造成的，他们整天沉思冥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彼岸世界，现实在他们那里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几种古老文明所缺少的批评意识、现实关怀则是中西史学思想的相通之处。此外，中西史学对知识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比如20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不断地、灵活地适应西方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而欧洲史学在本质上也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希腊史学在其幼年时期就深受东方史学的影响，在中世纪也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自身的适应性。毫无疑问，研究中西史学接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及其对自身史学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是有助于史学发展的。当然中西史学之问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如宗教在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的程度不同等都是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思想时要注意的。
    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更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可见，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伊格尔斯、王晴佳：《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刊《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1年，第21～35页）。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不少学者以为史学史研究为空中楼阁，对实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它属于“第二序”，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的实证研究。是的，在19世纪，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学派，强调原始资料，注重考证等，从而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而风行世界（到中国则成为傅斯年先生所谓的“史学即史料学”），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史学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属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而是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史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陈恒，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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