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年20世纪就要结束了。20世纪对于我们中国的整个历史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剧烈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且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怎样认识20世纪中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于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为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的状况进行一些简要的回顾，并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前景作一些扼要的展望，以期能有益于学人。
    一、古代观的变化：信古-疑古-释古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其实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社会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人，对古代都有一定的兴趣。许多人对评书、演义之类的戏都感兴趣即是说明。许多人对历史上的过去，对于各种事物的起源，特别是对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有辉煌文明过去的国家的古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在现代这个时代大潮冲击了中国之后，如何认识古代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社会上各方面的人都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本来有着悠久、辉煌的古文明，有着历史绵远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本来有着“天下周围都是海”这样固有的天下观。如《礼记》中就有“放之东海而皆准，放之南海而皆准，放之西海而皆准、放之北海而皆准”的记载，但从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16、17世纪西方人用他们的炮舰外交和军事力量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东方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他们过去认识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随后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的认识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使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特别是儒家传统观念中的这一特点最为突出。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中国人认识的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宋代理学家们有句口头禅叫作“人心已是千补铸石，天下已是架漏过日。”意思就是说：人心已经坏了，这就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样，今天打个补钉，明天打个补钉，但无论怎样也总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了。天下世界也不如过去了，这就好比一个屋子已经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顶上放几块瓦，明天往屋顶上堆一些白灰，但总也不能让屋子不漏雨。而这又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社会已不如过去的社会了，人们能够取法的只是圣贤存在的那个三代时期的黄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到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对于古代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对过去事实的背诵的问题。过去的事可以不知道，但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对古代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与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密切相关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中国人对于自身价值标准的基本准则的认同的大问题。
    因此，在中国古代，经学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有人问经是从哪里来的，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中国这些观念是不是太古怪了，太落后了？不是的。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都有这种观念。西方中世纪的人们就认为古代的更好，甚至认为创世时的天堂中的伊甸园的极乐世界最好。即使文艺复兴后，他们也认为希腊、罗马人的哲学和理想是最好的。把这种观念颠倒过来是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古代流传一贯的思想。可是中国人到了这个世纪初，甚至这个世纪的前叶，还在读经书，只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时，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极力维持科举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兴西学，成立京师大学堂，用新兴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的人民就不足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然有所改变。因为这样做必须打破古代的偶像，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在本世纪初，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了解体和垮台。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这两部书宣称，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或者说经书中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真正的孔子的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真正开始出现。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就是用一个新偶像去取代旧偶像。康有为用来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只不过他只承认只有他讲的孔学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可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只是为戊戌变法做准备，只能真正代表他自己。因此大家说，这不是孔圣人，而是“康圣人”。今天我们平心而论，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这些学说与谭嗣同的仁学一样，在当时都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击网罗的作用。可康有为的所谓“圣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中叶时，学者们最喜欢讲郑玄、马融等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而清末人们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了，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字季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的角度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诗经》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季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有一天晚上在广东某地会见廖季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现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廖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搞思想宣传活动，其目的完全不是学术目的。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甚。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后，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疑古思潮被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归国后的洋学生接受后，就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胡适的大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谓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的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编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蜂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多，越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如他有一个被传噪一时，并受到鲁迅先生批评的观点说大禹是条虫。夏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华夏族的开山祖，是历代帝王师法的贤圣。他从文字的结构方面去考察禹的含意，认为禹本来有虫的意思，因此他推论出大禹本来只是一条被广泛传说的神通广大的虫。当然顾先生后来并不这样认为，他把他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平心而论，古史辨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许多曲折，但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传统观念之所以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罗网，解放思想，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
    第二，古史辨派对许多古代文献，甚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文化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比如，从基督教角度来讲，过去上帝造人说曾被认为是真理，可现在多数外国人已经不再讲创世纪学说了，而是相信进化论了。
    第三，由于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在20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坟挖墓”。而考古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挖坟，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刑法中，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最高刑罚。可由于疑古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观和崇拜观进行了大扫荡，因此以“挖中国人的祖坟”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对疑古思潮的作用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了，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和文化了。如胡适就曾发表《东周以上无史论》一文，认为东周以上没有历史。他认为《史记》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前就没有什么可信的记录了。而《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全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讲的古史了。流风所及；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写了一部名为《中华二千年史》的中国通史，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下子砍了三千年。这在国际上也造成了重大影响，如现在在国外最权威的研究中国史的书，就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的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而这套书的第一卷就是秦汉史（现有社科院历史所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我作了序。）为何如此，《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时，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中国的考古日新月异，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中国照样被砍去了三千年的文明史。当然，现在一些外国汉学者的这种观点正在改变，他们已完成了一部《剑桥中国古代史》（按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剑桥先秦史》）的初稿编写工作。
    就在古史辨尚未结束的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清华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在他给《古史辨》的第五分册（主要讲诸子）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符合辩证法，受到了多数人的信赖和接受，并得到流传。信古，就是说古书中怎么说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古书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康熙就这么讲，我们也就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后，就有三皇五帝。其中天皇有九头，即九个兄弟，一直统治了一万八千年，那么我们也相信这种说法。大家不要以为这样荒诞的说法是中国特有的怪论。其实像近东苏美尔的契形泥板文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到有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相对的、传统的信古时期。但冯先生还认为，只有信古、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啥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由此我们可知：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使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这个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可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作出努力的大问题。而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条件。为我们完成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的古代观的变化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