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1世纪古代研究展望
    前面我从三个方面对百年来古代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回顾中我们看到，20世纪由于新的理论的介绍、输入及考古学的兴起，使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我在此基础上也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作一些展望。
    第一，20世纪我们对古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与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和沟通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而近年来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的沟通的情况却并不好，一方面考古学的成果不能被历史学界所接受，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成果也不能被考古学界在研究、认识中利用。这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也有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现代考古的特点就是与历史学紧密结合，可现在一些学校的考古专业把中国通史作为共同课来学习，而历史专业也把考古通论课作为选修课来上。可考古学本来是高度技术性的科学，它的成果是以简报、发掘报告、测定报告等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就会被一个没有受过考古学专门训练的人所能吸收的。这样，学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的人说得都是外行话，而搞历史的人又认为搞考古的人连基本的文献都不知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体制和思想认识方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这方面不可能有很好的改进，是会出问题的。谈到思想认识问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最奇怪的问题就是博物馆不能成为社会上的重要文化场所，参观的人很有限。而外国的很多博物馆，包括专门展览中国文物的博物馆，都有很多人去参观。甚至你可以看到放假后，许多家长把孩子领到博物馆，让孩子们对展览品及其标签一个一个地看。更令人感动地是有些小孩还夹着一个拍纸簿（writing pad）坐在文物前逐字抄写标签。而我们办个展览却很少有人去看，如前几年故宫保和殿西部廊房中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河北中山国的展览。刚好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系主任和他的太太来华。我陪他们去参观这个展览，我仔细地给他们讲，他们兴趣盎然地一边听我讲，一边看。但待我们走出展厅时，发现整个展厅已经空空如也，令我感到很丢人。这说明，由于思想认识的问题，我们社会上的人对中华古文明缺乏兴趣，缺乏认识。而这就使得我们的古代研究更难普及了。
    第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必要的理论探讨。理论探讨并不是要大家引语录、讲教条，而是要求大家认识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如其不然是很难使问题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使我又不由地想起了我在清华读书时，我的老师，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老鹰的眼睛是非常锐利的，它在几十丈高的地方盘旋时，也可以看到地上鸡蛋大的小动物，并猛扑下来抓住小动物。从这-点来讲，人的眼睛远不如鹰的眼睛锐利。可人比鹰看到的东西要多的多。为何？因为人有理性认识，可以对视网膜接受的东西加以理性的认识。”我们研究古代既需要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去发现问题，抓住问题，更需要理性认识，把具体的问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认识。比如从事考古学，如果缺乏高度的理性认识，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遗物、遗址、陶片之类的具体物质，你对发掘成果的整理也只能是给具体的器物都贴上标签而已。而由你所主持发掘的遗址或墓葬也很有可能被毁于一旦，使得别人也无法再工作。反之，如果有一定的认识高度，你就会从一个相当的高度出发去整理发掘物，你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解释什么，我们的发掘报告能做出哪些成果。由此可见，理论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第三，只要充分吸收、利用众多的邻近学科的成果，我们对古代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20世纪初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不仅在当时起了重大的作用，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许多重大成果的取得就是历史学与考古学互相印证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现在能够、将来要想取得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不仅要继续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沟通，而且要尽量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诸多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比如一个文物的出现，如我们缺乏考古学的知识就不能说明它的科学价值，而没有美术史的知识也必然无法说明它的真正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件古代文化遗物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体，它不但有真的价值，而且有善和美的价值。特别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有艺术创造价值，如看不到这一点，它的价值就至少少了一半。而在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界，我个人大胆地说一句，很多人艺术方面的素养是很不够的。比如，许多人在描述一个器盖时，都只会说：它是圆形的，有桃形的钮、素面，有金色的线条和底圈。而这个盖是做什么用的，有何美术价值却只字不提。因为他不知道，而这样也就使这件器物的价值少了一大半。由此可见，我们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多么需要借鉴和运用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啊！
    第四，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前些年我写了一部名为《比较考古学》的小册子在香港出版（最近又要在广西出版），提出在考古学与古代研究中要注意较多的运用比较研究法。也许有人会说，考古学本来就是比较。确实考古学中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可是以开阔眼界为目的的，有意识地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时，就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行比较。有人认为只有相互间有关系的文明才能互相对比，如此作为世界上少数独立起源和发展之一的中国文明，就难以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了。可事实并非如此。类似现代人们还一直争论不休的，中国铁器是怎么起源的？中国的铁器出现的究竟比外国是早还是晚？比外国好还是差？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为此你就有必要了解全世界的铁器发展史。因此，我们不仅要懂中国的考古学，而且有必要了解外国的考古和历史、文化。如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广阔的视野，你就不可能对中国本身发展的各方面作出明确的、适当的价值判断。就会把本来外国已经有的东西，说成是中国最早出现；本来是中国居第一的东西，还言必称希腊、罗马。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从外国人那儿借鉴到许多依靠我们中国的历史和考古知识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说“丝绸之路”，是周秦汉唐时期中国与外国交往的一条路线，如果我们只研究中国境内的一段，而不研究中国境外的另一段，就缺乏对丝绸之路的全面认识。就对中国古代的认识问题而言，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对整个人类有益。因为人类都是有过去的，人类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也是会变成过去的。我们对人类的过去的发展规律缺乏认识，就很难把握住今天、明天。而要对人类的过去有较全面的认识，就有必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缺乏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就是缺乏对人类过去的全面认识。反之亦然。
    第五，将来的古代研究一定要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多学科结合并非狭义地与人类学、美术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而是文理工科的结合，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手段、可能性和领域，因此我们所讲的结合，并非仅指运用新仪器和新手段，而是要将两者作为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况且客观世界本来是个整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识也是一个整体，而并非七零八碎的片断。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认识对象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划分出种种学科来。而作为认识整体的人类的知识被划分的越细，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融合，越需要开辟新的园地。其实历史上的大学者们多数都是全才。如中国的朱子（熹），对他那个时代的学问就可谓无所不知，大家只要读一读他的《朱文公大全》、《朱子语类》等著作，就会发现他的著作中几乎对什么都有所接触，不但有有关理学的论述，而且还涉及到了地质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知识。再比如外国的牛顿、培根都不是只懂某一学科的知识，而是具备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当然，在学科越分越细的现代，那种全能式的人才很难有。但如不能把不同的学科综合起来，就不能再有所发展。而且你要开辟新领域，就必须在学科的夹缝中进取。如只在一个领域活动，岂不成了一个只在一个茶杯中转圈子的井底之蛙了吗？但假如在两个茶杯之间活动，青蛙不就可以从井中跳出来了吗？因此，我们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夹缝中进取，才能有新的发展。而现代控制论的创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的例证。因此，在21世纪的古代研究中，我们必须走多学科相结合的道路。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更多的成果。而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搞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对古代的研究中能实现多学科的结合，能合作攻关，那我们就一定会有更新的创造，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