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考古学对古代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贡献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如西汉宣帝时，美阳县（即今陕西扶风县，治所在今法门寺镇）发现了一个鼎，大臣们类比汉武帝时因汾阴后土祠（今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出土了一个鼎，汉武帝高兴万分，以为祥瑞，大肆庆贺了一番后，又大加封赏了一批官员的事例，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就立即献到了朝廷上，认为是祥瑞。汉宣帝请当时很有学识的京兆尹张敞观鼎。张敞研究读懂了鼎上的铭文，报告宣帝说这个鼎只不过是周朝的一个臣子做的一件纪念品，没有什么祥瑞可称。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中国西汉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的三个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如果没有上述三个基本点，就不能称为现代考古学，而只能是考古学的前身。现代考古学是19世纪20年代，首先在丹麦的博物馆界产生的，距今还不到200年。当时丹麦的一些长期在博物馆内从事工作的学者，根据长期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套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传入中国。此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是中国的考古学，也不能以此作为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
    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学校讲师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的西阴村主持的发掘。这也是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李济，字济之，湖北黄岗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主持清华研究院。而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因为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如孔子壁中经的发现，使汉代出现了古文经学学派。汲冢竹书的发现，使学者们对《穆天子传》等古籍有了新认识。而王国维认为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历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的被罗振玉的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上述四大发现使中国学术史有了很大的改观。此后，王国维又以这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他为中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再次，他为由中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而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李济早就想通过发掘殷墟来证明古文，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之多，大量的甲骨文重见天日，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七十余年间，他在中国考古学上不但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而且其重要地位几乎没有动摇。而这一切又使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显明的特色，就是考古研究同认识古代，研究古代传统的历史文化密切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与美术史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是极不相同。前几年有位德国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他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历史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如果这一特色被抛弃了，我们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逐渐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1938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以殷墟发掘的部分考古成果为主的国际中国艺术展后，中国的考古学更多地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甚至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怀念这次展览。可是中国的考古学成果真正受到世界的重视和注意还是在我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Cambrigde University）为纪念国际考古学史学会主席，前剑桥大学考古系主任格林·丹尼尔（GreenDenell）退休和由他主编的考古学普及读物《古代的人与地》第100本，即由他写的最后一本《考古学简史》出版，在全英第二大书店即 Hailfie书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我也出席了这一仪式，我发现丹尼尔这部代表作的封面就是中国的秦俑坑。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展望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断有新发现，可中国的新发现不仅在最近才开始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这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产生的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作出重大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代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