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在古代研究中的作用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本世纪初出版的、权威性的谈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本世纪初的权威书连今天大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有关古代的某些一般性的描述的文章的水平也赶不上，我们现在对古代的认识之所以会同本世纪初对古代的认识发生根本的不同，不但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分不开，而且与理论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我们在关于古代研究的理论方面有哪些贡献和发展。
    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古代人对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直到西学输入之前，中国的学者们也不能自觉地、系统地把理论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古代研究中。只是在20世纪初期，西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人写一些诸如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主要是从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德国的兰克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等的史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对狭义的中国古代史，即汉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当时包括梁启超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与梁启超辩论的蔡尚思先生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诸如此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书籍，大都也只是对外国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一番介绍。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研究中去。而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第三国际的学者马扎亚尔。1925年，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马扎亚尔到北伐的根据地广州周围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为名，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本书本来谈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理论，因而对中国古代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谈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时首先提到的。按马扎亚尔的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个不变的、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停滞不前的社会，而完全不像欧洲那样是一种发展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首先是在苏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论战，出版了以约金的《中国古代社会》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直到1931年。列宁格勒举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老资格的苏联院士作了一次著名的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后，这场大论战在苏联才宣告结束。
    随着这场论战在苏联的结束，中国、日本学术界又展开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其实中国在此之前已出现了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萌芽。这个萌芽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与当时的一些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就“井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自然而然地就涉及到了有关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苏联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则是在中国引起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直接原因。因为学术界、思想界要进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必然要牵涉到中国历史，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史性质的问题，而郭老1929年写成、1930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是这场论战在中国正式大规模展开的标志。郭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从夏商周开始就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因此，中国也要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不同的人围绕这一问题，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场论战才在中国告一段落。而这次论战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对中国古代的认识问题，即中国古代走的是-条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呢还是同整个人类一样的共同道路，这一问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们中间的讨论，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在此过程中，建国后西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侯外庐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0-1941年，侯先生在当时的抗战后方重庆，得到了一个在苏联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手稿中的一部分--《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现译为《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刚出版的书。他根据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阐发，展开了新的论述，写成了《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问题解答》一书。此后他又写了一系列论文，汇集成了《中国古典史论》一书（建国后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于1943年出版。这部专著的出版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但如他自己所说“继承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传统”，而且也开启了建国后我国学术界有关历史分期，特别是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许多问题讨论的端绪。这是值得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的大事。
    我认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我们今天这个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与大革命时期不同的历史时代也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而且这也必将影响到我们对古代的历史文化的认识。因为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文献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是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的，而是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资料，在理论的统御下我们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了解。对此西方史学界也有同感。如今天还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的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在他的名著--《商代文明》一书中就认为认识商代有五种途径，其中第一个途径就是理论。他主张研究古代文明最好有一种理论的训练和背景，没有理论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古代。而且事实上，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复活了。这首先是由匈牙利学者多盖（Tork）发表在法共杂志《思想》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接着一些学者在英国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进行了系统讨论，而在这场讨论中，苏联的一位老院士瓦尔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他的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问题》的最后一章，专门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古代史的问题。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借鉴。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