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繁荣发达，史学成就极为显著，这不仅与宋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官方修史体制，以及私家喜好著述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宋代帝王历史意识的普遍提高不无关系。①历史意识作为人们感知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及适时运用历史的能力，既与人们自身对历史的兴趣有关，也与人们后天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历史学识，从而有目的认识、运用及传承历史有关。在此，笔者拟结合宋代帝王的历史兴趣与认识水平，他们运用历史学识加以治政及其有意掌控史著修撰等，揭示其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一
    宋代帝王喜好读书，尤其是读史、评史，这无不表明他们对史学及其功用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在史学认识水平得以提高的基础上，也促使他们在运用史学治政时，往往具有自觉的行为意识。
    一、喜好读史、评史及制度化的听史，使得宋代帝王丰富了历史知识，加深了对史学及其功用的认识，并时而还能为现实政治服务
    宋太祖虽系武将出身，但史载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1](卷7，P171)。对此，时人刘安世进而指出：“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独尽利害之实。”[2](卷上，P366)这说明喜好读书的宋太祖，还能从史书中吸取营养，并运用到现实政务中。此后继位者中，喜好读史者不乏其人。如宋太宗尝谓侍臣言：“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3](卷3，P30)真宗“文史、政事之外，无他玩好”[4](卷26《祖宗圣学》，P645)。仁宗尝谓辅臣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也。”[5](卷6陈瓘《上徽宗乞读资治通鉴》，P58)又如哲宗向王岩叟等言：“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1](卷464，P11093)再如高宗早年谓辅臣言：“朕居宫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6](甲集卷1《高宗圣学》，P31－32)到绍兴十二年，高宗告诉大臣：“朕于宫中无嗜好，惟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学必自得乃可用。”[7](卷26《建炎内殿讲读》，P517)孝宗亦早在藩邸时，“绝意声色，常以经史自娱”[8](卷159，P2577)。
    同时，由宋代多数帝王点评相关史书可知，他们对一些重要史书的内容及其功用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这种认识还转化成了治政行为。如开宝八年，太祖尝读《尧典》，叹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对此，史家论道：“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1](卷16，P337)太宗与近臣论三史，言道：“夫史书之作，务在惩恶劝善。若采摭小说异闻以缀饰者，盖不足训。”[9](卷3，P744－745)景德二年，真宗在谈到《三国志》时，就认为该书所记“君臣善恶，足为监戒”[1](卷60，P1333)。又如天圣五年，杨及上所修《五代史》，仁宗谓辅臣：“五代乱离，事不足法。”[1](卷105，P2437)乾道三年春正月，孝宗言道：“朕以闲暇取《尚书》、《通鉴》孜孜读之，帝王所以为帝王，法戒其兴亡。”[7](卷26，P529)
    此外，真宗读经史时，“择其可以为后世法者”，撰成《正说》50篇。其后仁宗御经筵，命侍臣日读一篇。[4](卷26《祖宗圣学》，P645)这表明真宗特意选编经筵听读教材，用以教育继位者。随后，仁宗于“《章圣纪》中掇其要”，撰成《真宗政要》10卷。[7](卷28《乾兴真宗政要》，P559)由此说明真宗父子极为重视史学的教化与传承作用。绍兴五年，高宗赐赵鼎所抄《尚书》一部。赵鼎称谢，高宗言道：“《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乃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10](《崇儒》六，P341)由此激勉辅臣。
    以上情况表明，宋代帝王具有自觉读史、评史、编史乃至抄史喜好，这是他们自身历史意识的自然表露。当然，以上史例仅代表宋代多数帝王具有如此自觉的行为意识。不过，宋代经筵讲读经史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使得宋代帝王与史学问确立了极为紧密的关系，并由此普遍增强了他们的历史意识。
    一方面，系统化的经史讲读制度，培养了宋代帝王喜好历史的兴趣，丰富了他们的历史学识。如早在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在听政之暇，始用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4](卷26《祖宗圣学》，P643)咸平三［五］年，真宗命邢昺讲《左氏春秋》。邢昺言该经“少有人听，多或中辍”。真宗言：“勤学有益，最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言。”[4](卷26《祖宗圣学》，P644)这表明真宗对经史讲读极为支持，认识也颇为深刻。乾兴元年三月，仁宗下诏指出：“朕仰承先训，肇缵庆基，思与忠贤日勤听览，至于宵旰，非敢怠遑。虽每属于清闲，亦靡图于暇逸，当延侍从，讲习艺文，勉徇嘉谋，用依来请。双日不视事，亦当宣召侍臣便殿，以阅经史，冀不废学也。只日亦召侍臣讲读。”[4](卷26《祖宗圣学》，P646)这表明经筵听读经史制度至此已更为细密化、常规化了。对此，范祖禹论道：“太宗始命吕文仲读，真宗置侍讲、侍读学士，仁宗开迩英、延乂二阁，日以讲读为常。累圣相承，有加无损，有勤无怠，此所以遗子孙之法也。是以海内承平百三十年，自三代以来，盖未之有，由祖宗无不好学故也。”[9](卷3，P745)此后，神宗对经筵听读论政亦极为重视。对此，范祖禹总结道：“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9](卷8，P777－778)随后继位的哲宗，据说“在宫中博览群书，祖宗《宝训》、《实录》，皆详阅数四。居常渊默不言。及侍臣讲读，则反复问难无倦色”[1](卷520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注引，P12360)，凡此等等。
    南宋时，经筵讲读经史制度得以及时恢复。建炎元年十二月，高宗下诏指出：“朕念亲儒臣以稽先圣之格言，虽羽檄交驰，巡幸未定，亦不可废。可差讲读官四员，万机之暇，令于内殿讲读。”[11](卷2，P25)此后该制度始终得以正常实施。甚至到宁宗时，还增加了晚讲。对此，侍读章颖等言：“前此未有晚讲、坐讲，自陛下始行之。”[7](卷26《绍熙晚讲》，P518)此外，度宗为皇太子时，“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12](卷46《度宗纪》，P892)。由此可见，极为完善的经筵讲读制度，的确能达到培养宋代帝王喜好历史、增进历史学识的目的。
    另一方面，常规化的经筵讲史议政活动，提高了宋代帝王认识历史、解读历史，乃至借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庆历五年，经筵官读《汉书·元帝纪》，仁宗语及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顷者臣下不知大体，务相攻讦，或发人阴私，以图自进，赖陛下圣明觉悟，比来此风渐息。”对此，仁宗指出：“凡此皆谓小忠，非大忠也。”[1](卷154，P3746)该史例表明，仁宗对于当时激烈的党争问题，能比照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熙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萧何故规”。神宗言：“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司马光答道：“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13](卷53《经筵》，P938)此时正是神宗勇于改革之时，神宗多方征询建议，司马光则以史为据，反对变革。
    总之，帝王的习惯爱好及朝廷所推行的一贯性教育举措，在丰富宋代帝王历史学识的同时，有效提高了他们认识历史，乃至阐释历史的能力，此为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及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并采取有利史学发展的措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随着宋代帝王历史学识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相应提高，甚至这些思想观念还体现在他们的理政实践中
    一方面，自北宋建立时起，宋代帝王就能自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动以史为鉴。如开宝六年夏四月，太祖诏修《五代史》时，就明确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14](卷150《修五代史诏》，P555)可见太祖诏修五代史，不仅在于系统编纂五代分裂时的历史，更是为了表明对该段历史的鲜明看法，说明赵宋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同时，随着南唐等相继归宋，统一之业逐渐完成，宋太宗为使归宋者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新政权，于是任命徐铉、汤悦编修南唐史。对此，陈振孙指出：“二人皆唐旧臣，故太宗命之撰次。”[15](卷5，P135)此后，为彻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不正状况，提高人们对唐代历史的认识，仁宗于庆历五年正式下诏重修《唐书》。其修撰缘由是：“唐有天下几三百年，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15](卷4《新唐书》解题，P103)这又是北宋帝王旨在以史为鉴、重整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大举措。英宗和神宗父子当政时，则积极支持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其间，神宗赐书名并亲制序，序中言该书：“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以邪正，要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7](卷47《治平资治通鉴》，P897)可见其有关资政的内容极为丰富。书成上进后，神宗言：“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1](卷350，P8390)此后，孝宗更是认为该书“于人主尤切”[7](卷26《建炎通鉴解义》，P529)。
    同样，北宋亡国的惨痛现实，使得南宋帝王需深刻反思亡国之因，总结历史教训。于是自南宋重建时起，由帝王主导重修、编修北宋后四朝史，以及私修北宋史的风气就颇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