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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永成: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参加讨论

此外,宋代一些帝王还通过参阅前代史书中的特定内容,以直取治国经验,或者用以激励官僚治政。如太祖曾对侍御史知杂冯炳言:“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12](卷199《刑法志》一,P4968)淳化五年,王继恩因平李顺功,中书建议授宣徽使。太宗言:“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1](卷36,P792)雍熙元年,太宗又对侍臣言:“朕读《晋史》,见武帝平吴之后,溺于内宠,后宫所蓄殆数千人,深为烦费,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为深戒。今宫中自职掌至于粗使,不过三百人,朕犹以为多矣。”[1](卷25,P573)由此可见,宋代初创时的两代帝王,善于从具体历史事件中吸取治政经验,并及时运用于现实政治,这为此后继位者树立了良好典范,并被后继者所继承。
    另一方面,宋代帝王极为重视史学的现实功用,并时时讲求以史资治。其间,《宝训》和《圣政》等本朝资治类史书的编修,正是宋代帝王欲以申明训诫,颂扬圣迹,传承祖宗盛业的有效方式。该类史书出现于真宗朝,而且逐渐成了经筵进读的必备用书。其间,经筵官通过讲读祖宗训示与圣明举措,以便后继者遵从祖宗之法,为治政提供有益帮助。对此,如绍兴五年,臣僚言:“仰惟陛下复开经筵,宜依仿仁宗时,于经筵中读《三朝宝训》,仍令侍读之官如李淑所请,先取论政体听断,更益以谨灾祥、省费用数卷进读,则内修之道尽矣;次取议武备、制军旅、论边防、抚夷狄数卷进读,则外攘之策举矣。事要理切,既有以开广圣志;兴利除弊,庶足以拯济阽危。帝王之学,莫大于此。”朝廷从之。[10](《崇儒》七,P341)此论无疑道出了《宝训》对宋代帝王资治的真实功效。随后,南宋帝王莫不予以遵奉。同样,对于《圣政》的现实功用,庆元元年春正月,宁宗即位之初,臣僚奏称:“欲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宫中读书定课为法,而复以《圣政》之书,专为宫中课程之学。下秘书省缮写两朝《圣政》二书,留置日所御殿,日阅数条,以为定式。设施措置之美恶,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细观,再三绎,积日累月,不渝定课,则两朝《圣政》之书尽毕观览,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出而见诸政治者,将自吻合而无间矣。此其事不劳,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16](卷11《日阅两朝圣政》,P276)可见《圣政》类著述对现实政治确能起到辅助功效。
    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立足取鉴,还是寻求资治,它既是帝王自身史学修养及主观追求的反映,更是帝王对史学现实功用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充分体现。
    三、随着对历史发展认识的加深,宋代许多帝王对自己的现实形象及作为能自觉进行纵向历史性比较,并由此注意自身的历史定位
    如太祖曾对薛居正言:“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12](卷264《薛居正传》,P9111)对此,韩元吉论道:“惟太祖皇帝圣见高远,不以文皇纳谏为难,而以自不为之、使人无可谏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17](卷11《进故事》,P145-146)不仅如此,史载太祖尝一日罢朝,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使进言,太祖言:“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来前殿,我乘快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18](《后集》卷3引《宝训》,P196)由此表明,太祖颇为看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又如淳化五年,太宗告知近臣:“朕虽德愧前王,然于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驷,日日听断,尚恐有照烛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处九重,民间疾苦,何尝得知!每一思之,诚可警畏。”[1](卷36,P787-788)由此可见,有着丰富阅历的宋初两位帝王,善于通过历史比较,反思并看重自己的言行,已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
    到南宋时,孝宗曾言:“每读(唐)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乐人言,未尝不鄙之。”此后他又对侍读官等言:“朕虽无大过,岂无小失?卿等不闻有所规谏,恐思虑有所未至,赖卿等补益。”[19](卷24下,P1682)对此,方大琮赞叹道:“读前史而感慨,呼臣下而叮咛,叹其无此人,其愧耻之者深矣;责其无所谏,其激发之者至矣。”[20](卷4,P169)又如绍定元年,理宗言:“朕观汉、唐以下,人主鲜克有终者,皆由不知道。”说明理宗对古代帝王何以“鲜克有终”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凡此等等,说明宋代多数帝王善于以史为镜,自觉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以便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奠定基础。
    
    在宋代帝王史学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并且能凭借自身行为意志推动史学发展、逐步发挥史学功用的同时,他们往往还能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
    一是,在修史机构的设置上,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以史馆为基地,随事设立国史院、实录院和会要所等编撰机构,以及常设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和玉牒所等的修史体制。②作为朝廷整个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既是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意规划与安排,又与宋代帝王的具体指导甚至治政思路相关联。由于以上机构分工细,司职专,从而保证了官方记史和修史活动的正常开展,也促使宋代不同种类官修史书的系统编修。
    设馆修史虽具有机构齐备、人员集中、史料丰富等诸多优势,但在实际运行中,史无专官,史官责任心不强,以及修史进展缓慢等,往往成了制约官方修史的最明显流弊。对此,李心传明确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6](甲集卷10《史馆专官》,P207)时人陈武亦论道:“今世以史馆之地,为士大夫迁转之所,来者茫然不知所自,去者亦不以为意,故某朝某事脱有隐没,某年某月或有参错,他时史官亦不肯身受其责,而朝廷亦难执此以责之。”[21](《续集》卷11《史官论》,P289)史官张九成更是结合自身经历谈道:“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22](卷下,P387)鉴于此,在宋代帝王准允下,朝廷通常会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举措。如英宗、神宗时,司马光和曾巩自辟僚属编修史书的做法,便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对此,元人刘埙论道:“昔之开建史局者,往往妙选时才以自助。温公修《通鉴》,则有刘道原、范淳夫诸人。元丰修《五朝史》,则有陈后山、邢和叔诸人。”[23](卷11《内幅荐友》,P481)又如理宗端平元年,朝廷准许李心传“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到三年全书完成。[12](卷438《李心传传》,P12984)以上朝廷准许自辟僚属修史的做法,无疑为修史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减少了不必要的干扰,它是官方修史体制的必要补充。
    同样,在官方监管修史方面,监修和提举制度的设立,增强了官方对修史工作的领导,明确了修史者的职责,并为修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不过,皇帝有时无视制度规定,任命亲近之人专断修史,这种有意主宰修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修史成了帝王意志的体现。如咸平元年钱若水等上《太宗实录》80卷。吕端虽为监修,而未尝莅局,书成不署端名。若水“称诏旨专修,不隶史局”。以至“时议不能夺”。[1](卷43,P916)可见钱若水在编修《太宗实录》时,更多的是依真宗旨意修史。又如天圣年间编修《真宗史》,朝廷“欲重其任,宰臣为提举,参政、枢副修史,学士以上同修,庶僚编修”[7](卷168,P3082)。可见此次明显由宰执主导着修史,凡此等等。
    由上可知,宋代完备的修史机构是在朝廷及帝王精心策划下设立的,期间朝廷还依具体修史实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举措。不过,在监管修史方面,帝王主导甚至垄断修史的做法则时有发生。
    二是,在对官修不同种类史籍内容的掌控上,除官修前代史外,对于本朝史,时人言:“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历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会要也。采纪录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录也。而国史则旁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宝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24](卷30《国史·事实源流》、《法祖嘉猷》,P432-433;P438)由此可见,宋代官修史籍门类众多,史官构成及分工颇为完备,修史程序极其严密,史籍内容详备且各有偏重。正因为如此,宋代官方修史成就极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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