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宋代一些帝王还通过参阅前代史书中的特定内容，以直取治国经验，或者用以激励官僚治政。如太祖曾对侍御史知杂冯炳言：“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12](卷199《刑法志》一，P4968)淳化五年，王继恩因平李顺功，中书建议授宣徽使。太宗言：“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1](卷36，P792)雍熙元年，太宗又对侍臣言：“朕读《晋史》，见武帝平吴之后，溺于内宠，后宫所蓄殆数千人，深为烦费，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为深戒。今宫中自职掌至于粗使，不过三百人，朕犹以为多矣。”[1](卷25，P573)由此可见，宋代初创时的两代帝王，善于从具体历史事件中吸取治政经验，并及时运用于现实政治，这为此后继位者树立了良好典范，并被后继者所继承。
    另一方面，宋代帝王极为重视史学的现实功用，并时时讲求以史资治。其间，《宝训》和《圣政》等本朝资治类史书的编修，正是宋代帝王欲以申明训诫，颂扬圣迹，传承祖宗盛业的有效方式。该类史书出现于真宗朝，而且逐渐成了经筵进读的必备用书。其间，经筵官通过讲读祖宗训示与圣明举措，以便后继者遵从祖宗之法，为治政提供有益帮助。对此，如绍兴五年，臣僚言：“仰惟陛下复开经筵，宜依仿仁宗时，于经筵中读《三朝宝训》，仍令侍读之官如李淑所请，先取论政体听断，更益以谨灾祥、省费用数卷进读，则内修之道尽矣；次取议武备、制军旅、论边防、抚夷狄数卷进读，则外攘之策举矣。事要理切，既有以开广圣志；兴利除弊，庶足以拯济阽危。帝王之学，莫大于此。”朝廷从之。[10](《崇儒》七，P341)此论无疑道出了《宝训》对宋代帝王资治的真实功效。随后，南宋帝王莫不予以遵奉。同样，对于《圣政》的现实功用，庆元元年春正月，宁宗即位之初，臣僚奏称：“欲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宫中读书定课为法，而复以《圣政》之书，专为宫中课程之学。下秘书省缮写两朝《圣政》二书，留置日所御殿，日阅数条，以为定式。设施措置之美恶，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细观，再三绎，积日累月，不渝定课，则两朝《圣政》之书尽毕观览，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出而见诸政治者，将自吻合而无间矣。此其事不劳，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16](卷11《日阅两朝圣政》，P276)可见《圣政》类著述对现实政治确能起到辅助功效。
    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立足取鉴，还是寻求资治，它既是帝王自身史学修养及主观追求的反映，更是帝王对史学现实功用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充分体现。
    三、随着对历史发展认识的加深，宋代许多帝王对自己的现实形象及作为能自觉进行纵向历史性比较，并由此注意自身的历史定位
    如太祖曾对薛居正言：“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12](卷264《薛居正传》，P9111)对此，韩元吉论道：“惟太祖皇帝圣见高远，不以文皇纳谏为难，而以自不为之、使人无可谏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17](卷11《进故事》，P145－146)不仅如此，史载太祖尝一日罢朝，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使进言，太祖言：“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来前殿，我乘快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18](《后集》卷3引《宝训》，P196)由此表明，太祖颇为看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又如淳化五年，太宗告知近臣：“朕虽德愧前王，然于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驷，日日听断，尚恐有照烛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处九重，民间疾苦，何尝得知！每一思之，诚可警畏。”[1](卷36，P787－788)由此可见，有着丰富阅历的宋初两位帝王，善于通过历史比较，反思并看重自己的言行，已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
    到南宋时，孝宗曾言：“每读(唐)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乐人言，未尝不鄙之。”此后他又对侍读官等言：“朕虽无大过，岂无小失？卿等不闻有所规谏，恐思虑有所未至，赖卿等补益。”[19](卷24下，P1682)对此，方大琮赞叹道：“读前史而感慨，呼臣下而叮咛，叹其无此人，其愧耻之者深矣；责其无所谏，其激发之者至矣。”[20](卷4，P169)又如绍定元年，理宗言：“朕观汉、唐以下，人主鲜克有终者，皆由不知道。”说明理宗对古代帝王何以“鲜克有终”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凡此等等，说明宋代多数帝王善于以史为镜，自觉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以便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奠定基础。
    二
    在宋代帝王史学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并且能凭借自身行为意志推动史学发展、逐步发挥史学功用的同时，他们往往还能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
    一是，在修史机构的设置上，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以史馆为基地，随事设立国史院、实录院和会要所等编撰机构，以及常设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和玉牒所等的修史体制。②作为朝廷整个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既是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意规划与安排，又与宋代帝王的具体指导甚至治政思路相关联。由于以上机构分工细，司职专，从而保证了官方记史和修史活动的正常开展，也促使宋代不同种类官修史书的系统编修。
    设馆修史虽具有机构齐备、人员集中、史料丰富等诸多优势，但在实际运行中，史无专官，史官责任心不强，以及修史进展缓慢等，往往成了制约官方修史的最明显流弊。对此，李心传明确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6](甲集卷10《史馆专官》，P207)时人陈武亦论道：“今世以史馆之地，为士大夫迁转之所，来者茫然不知所自，去者亦不以为意，故某朝某事脱有隐没，某年某月或有参错，他时史官亦不肯身受其责，而朝廷亦难执此以责之。”[21](《续集》卷11《史官论》，P289)史官张九成更是结合自身经历谈道：“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22](卷下，P387)鉴于此，在宋代帝王准允下，朝廷通常会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举措。如英宗、神宗时，司马光和曾巩自辟僚属编修史书的做法，便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对此，元人刘埙论道：“昔之开建史局者，往往妙选时才以自助。温公修《通鉴》，则有刘道原、范淳夫诸人。元丰修《五朝史》，则有陈后山、邢和叔诸人。”[23](卷11《内幅荐友》，P481)又如理宗端平元年，朝廷准许李心传“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到三年全书完成。[12](卷438《李心传传》，P12984)以上朝廷准许自辟僚属修史的做法，无疑为修史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减少了不必要的干扰，它是官方修史体制的必要补充。
    同样，在官方监管修史方面，监修和提举制度的设立，增强了官方对修史工作的领导，明确了修史者的职责，并为修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不过，皇帝有时无视制度规定，任命亲近之人专断修史，这种有意主宰修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修史成了帝王意志的体现。如咸平元年钱若水等上《太宗实录》80卷。吕端虽为监修，而未尝莅局，书成不署端名。若水“称诏旨专修，不隶史局”。以至“时议不能夺”。[1](卷43，P916)可见钱若水在编修《太宗实录》时，更多的是依真宗旨意修史。又如天圣年间编修《真宗史》，朝廷“欲重其任，宰臣为提举，参政、枢副修史，学士以上同修，庶僚编修”[7](卷168，P3082)。可见此次明显由宰执主导着修史，凡此等等。
    由上可知，宋代完备的修史机构是在朝廷及帝王精心策划下设立的，期间朝廷还依具体修史实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举措。不过，在监管修史方面，帝王主导甚至垄断修史的做法则时有发生。
    二是，在对官修不同种类史籍内容的掌控上，除官修前代史外，对于本朝史，时人言：“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历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会要也。采纪录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录也。而国史则旁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宝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24](卷30《国史·事实源流》、《法祖嘉猷》，P432－433;P438)由此可见，宋代官修史籍门类众多，史官构成及分工颇为完备，修史程序极其严密，史籍内容详备且各有偏重。正因为如此，宋代官方修史成就极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