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官修本朝史进草制度的日趋常规化、制度化，则暴露出宋代帝王主导修史、干预修史的真实意图，从而使传统修史规范在宋代受到极大扭曲。史载太平兴国八年八月，朝廷诏修《时政记》，参知政事李昉“因请以所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朝廷从之。[1](卷24，P551)淳化五年夏四月，梁周翰言：“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朝廷从之。[1](卷35，P779)同时，实录二年一具草缴进。[25](《职官》一八之六一，P2771)对于国史，据李焘言：“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适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25](《职官》一之六九，P2775)对于自太宗、真宗始，一些朝臣主动请求皇帝御览国史并形成制度的做法，无不表明他们适时顺应皇帝旨意、唯上不唯实的真实意图，也体现出太宗父子对官修本朝史的严密控制。
    如果说本朝史进草制度仅是由一些善于迎合帝王旨意的大臣主动请求建立的话，那么在有些时候，宋代一些帝王则直接干预本朝史的编修。如对于赵宋王朝的创建，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向史官指出：“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1](卷35，P777)这就为史官编修太祖建国之事定下了基调。又如真宗时，太祖、太宗《两朝史》“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馆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7](卷46，P876)。这是真宗直接干预修史的典型写照。北宋末，朝廷编修《哲宗正史》，因涉及哲宗继位与党争问题，徽宗甚至御制《哲宗纪》和《蔡确传》。[1](卷352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朔注文，P8441－8442)徽宗直接介入修史的做法，使得原本在党争背景下编修国史变得更为复杂。到南宋初建时，出于为宣仁辩诬之需，高宗下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庙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诬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据实而修，播告天下。”[11](卷1，P8)由此拉开了南宋重修哲宗史录的序幕。凡此等等，无不表明宋代一些帝王已直接干预着本朝史的编修工作。
    由此可见，由于有制度保证与帝王支持，宋代修史活动极为频繁，修史成就突出，但帝王时而干预国史编修的弊端则不容忽视。
    三是，对于私家著史活动，宋代朝廷及帝王一般采取宽容措施。其间，他们以征求遗书、鼓励著史、奖励献书等方式，激发官僚士大夫藏史、著史、献史甚至传史，并且该举措在北宋初与南宋前期收效显著。如绍兴五年，高宗令胡安国纂修《春秋传》，到十年书成来上，于是降诏奖谕。[10](《崇儒》五，P287)孝宗乾道七年和淳熙三年，李丙的《丁未录》和徐度的《国纪》分别得以上进朝廷，并用以助修《四朝国史》。[10](《崇儒》四，P257－258)理宗淳祐十一年六月，秘书省言：“乞辟校勘、检阅等官，仍行下诸路漕司，于所部州县应有印本书籍，解赴册府，以补四库之阙。及故家巨族，必有遗书；山林名儒，岂无著述？许令投进，照格推赏。”朝廷从之。[19](卷34，P2295)由此可见，私家之所以能纷纷著史并进献朝廷，与朝廷行之有效的激励举措及帝王的积极诱导不无关联。
    除以上举措外，对于著史才能突出的史家，朝廷还将其纳入官方修史系统。如和州布衣龚敦颐，朝廷以其有史学，宁宗嘉泰七年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可惜未几卒。[6](甲集卷4，P110)又如李心传，原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后经多人荐举，以布衣身份赴临安，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此后曾受命专修《中兴四朝国史》。[12](卷438《李心传传》，P12984)凡此等等。
    不过，对于涉及本朝敏感史事的私著，宋代帝王则坚决予以限制甚至禁毁。如绍兴十四年，秦桧请禁野史，高宗言：“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8](卷151，P2433)高宗对钦宗继位之事，在表明己见的同时，甚至断言靖康以来“私记极不可信”。又如龚敦颐著《续稽古录》，言韩侂胄有定策功。至韩侂胄死，朝廷诏毁之。[26](卷6，P112)正因为如此，史家李焘花费40年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孝宗虽谓其“无愧司马迁［光］”，当李焘“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孝宗应允，然“竟不克就”。[12](卷388《李焘传》，P11918)由此留下遗憾。可见私家著史，尤其是著当代史，往往将之进献朝廷，甚至期望得到帝王认可，作为体现自身才能与价值的重要方式。
    由上可知，宋代帝王不仅极为关注官方修史活动，并对其加以指导与控制，对于私家著史，尤其是著本朝史，也时而加以限制。期间，由于官方掌有更多原始史料，并不时实施史禁举措，私家编修本朝史已无法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甚至有些史著还打上了鲜明的官方烙印。
    综上所述，首先，个人喜好与制度化的教育举措，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与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他们往往能通过对史书的读、听、议甚至编撰等方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历史智慧，并不时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中。由此也提升了帝王们运用历史眼光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宋代帝王出于维护及宣扬现实统治之需，主导建立了完备的修史体制，实施了有利于史学发展的相关举措，使得前代史得到不同程度的编修、重修，本朝史得以系统编修，并由此造就了宋代史学的发展繁荣。此外，与其他朝代的帝王相比，宋代多数帝王乐于遵从祖宗之法，并且愈至后，愈重视历史经验及遵循祖宗成规，这也是推动宋代史书编修与史学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宋代帝王乐于阅读史书，善于总结历史，甚至勤于钻研历史，且更注重反思及总结本朝历史，充分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与经世功能，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以上这些无不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得以提高的具体体现。不过，宋代帝王从特定政治立场出发，干预史学，甚至利用史学，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当然，这种干预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对本朝史的种种制约上。
    其次，宋代帝王与史学关系密切，并由此形成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良好局面，其成因并非偶然。概括而论，一与前述帝王个人喜好、经筵讲读制度、修史体制以及史学传统有关。二与宋代重文抑武以及专制体制有关。自北宋初建时起，太祖不仅本人喜好史学，而且还号召武将读书。对此，史臣李沆等论道：“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1](卷3，P62)太宗时，更注重“兴文教，抑武事”，到南宋绍兴十四年，高宗对辅臣言：“崇儒尚文，治世急务。”[10](《崇儒》四，P252)可见两宋初建时的帝王均以崇尚文治作为主导思想。同时，继唐末五代之后的北宋政权，为防止藩镇之弊等，太祖时就“事为之防，曲为之制”[1](卷17，P382)，并由此建立了极为稳固的专制体制。以上国策与体制体现在对史学的影响方面，便表现为史学既展现出极为繁荣的一面，同时又受到朝廷及帝王不时干预的现象。三与宋代长期所处的现实社会背景有关。北宋时的变革与党争，南宋时的权臣专权，以及两宋时常所面临的御外压力，尤其是北宋亡国的社会现实，不仅促使宋代朝廷及帝王需时常关注现实，深刻反思、总结历史，而且也激发了官僚士大夫藏史、读史、评史以及著史的热情，由此推动了宋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最后，宋代帝王与史学关系密切，宋代史学极为繁荣，宋代帝王历史意识得以提高，其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宋代帝王知史、评史、用史以及主导修史的做法，为后世帝王树立了范例。其中，宋代帝王主导下的系统修史活动，突出体现在体制极为完备，史家层出不穷，修史成就显著，此为后代帝王如何主导修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宋代帝王干预修史虽主要体现在对本朝史的编修方面，但该做法使得史学在某些程度上丧失了求真务实的本色，甚至使得一些史著成了为现实服务的御用工具，它对后世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