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的论著被翻译成中文，而且欧洲、俄国、日本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也是同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从纵向而言，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都多少介绍进来了；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也都被一起介绍进中国。因此，在理论及思潮的解释上，就会出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交错和距离。
    “百家争鸣”固然对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介绍与引进，其主要目的还是“学以致用”，并不在于学术研究，或者说，研究的水平还很低。在新思潮的介绍背后，差不多都在试图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和道路，因此，新思潮就难免十分混杂，一时难以消化，有生吞活剥之感。显然，马克思主义介绍和解释的自由状态，很容易使得传播流于空谈，或是一些松散小组织的自我体验。
    这种情况在建党前夕十分普遍。不但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各地共产党小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利于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更不利于“直接行动”改造中国社会。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主义”的介绍和提倡，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乏力感（注：应该注意，争论中胡适与李大钊所说的并不是同一命题，胡要求的是立即见效，而李则是宏观而谈，这与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直接功利性是相反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权威的理论解释，以便统一认识，为组织建设和革命行动做好准备。
    1920年12月26日，李达在上海写了《马克思还原》（注：该文刊登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上。李达1920年夏自日本回国后，参与了上海共产党的发起工作，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建党后任宣传主任，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在建党期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上居重要地位。事实上，其他一些人在传播、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也有类似的观点和方法，但这篇文章从命题到内容上更为直接和激烈。）一文，这是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篇重要文章。从命题上看，与当时一般介绍性文章不同，甚至与当时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文章也不同，文章使用了战斗性很强的激烈语言，试图通过对于历史的严厉批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文章的实际目的在于运用历史批判方法，论证自身观点的惟一正确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确定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际斗争中的立场，为建党做好准备工作。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介绍和传播还处在ABC阶段时，树立一种原旨的或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企图，仍是不同寻常的事件，尤其是论证的方法，更值得进行细致地解析。
    《马克思还原》开篇便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的”：在结尾处再次申明其结论，即列宁等人领导的十月革命，创建了苏维埃俄国，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在理论和道路选择上，作者十分鲜明地表述了“真面目”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历史参照物。
    文章用较大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理想社会，将之归纳为七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原则：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资本剩余制度下，社会分化为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必然最终导致具有世界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集中说和资本主义崩坏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可以凭借政治优势，将一切生产工具（即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然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国家学说。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学理式的介绍和阐述，这些在当时都已是一般的常识，其要点当在使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在中国确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以便实际运用于中国。
    历史批判的对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德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地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批判，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正确性，以及后来的批判者们解释的合理性；一方面也旨在说明原旨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作者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证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三个步骤。
    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875年的哥达纲领，“国际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提携结为一党”，在手段上试图用“直接的普遍选举”达到目标，将马克思学说与拉萨尔学说相协调。为此，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第二阶段的标志是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主张“阶级调和”和“议会政策”，与“权力阶级妥协了”。恩格斯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章，并第一次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
    第三阶段是欧战前及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堕落到了国家主义。列宁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经过这三个阶段，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这批堕落者的代表就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结果由于在战争中的态度与立场变化，德国除了个别人以外，“差不多没有社会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至此时已完全消失了”。
    如此悲观的结论，并不是经过严密的历史发展论证而得出，只是简单的概念逻辑推演，不过是要强调堕落者的可耻，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损害。
    最后，作者指出：“最近20年来，各国劳动运动的发达，一一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新的组织形式出现，更刺激了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样一幅世界革命形势高涨的画图，与堕落者的可耻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很明显，作者把这作为马克思的还原，即以预言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相符程度为标准。
    历史批判的另一面，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实例加以比较，以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劳农俄国，其所施行的“劳动专政”，并无新奇之处，“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通过历史批判的否定，达到还原，又使用历史的比较方法，区分真假。但是，这样一来，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言便主宰了一切，冲淡了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只好委屈那些马克思后的重要历史人物。所以，作者以为，“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为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为了论证其所解释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原旨，不惜取消新环境中的理论变异与创新，这个评价，在当时也算是够新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