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发展表明，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历史解释，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说，现实社会主义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描述，已经有了较大的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苏联的解体，也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失败，而只是以往对社会主义解释的失败，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进步。
    暴力革命已不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自80年代中期始，一批实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纷纷放下武器，开始学习使用选举的方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实行了新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争取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发展。超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被写入了一些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和指导性文献，并放在比阶级斗争更高的位置上。
    不妥协也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必须遵奉的原则，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相反，一些过去曾经批判过的社会民主党主张，却被现实社会主义所吸收。20世纪初以世界革命解释的世界一体化趋向，到世纪末变成了共存的和平与发展，而且，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影响，要远大于一国内、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较之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劳动者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还远未达到马克思的预想，其优越性也就更多地还停留在理论上，因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更多的是和平共处，而非对立与革命。
    在伴随历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对国家的认识上。在马克思主义诸原理的解释中，可以说对于国家的认识“误会”最大。从马克思到列宁，在理论论述上，都以为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已经被削弱，而且是在逐渐消亡中的国家；所不同的是，由于列宁强调了外部、内部敌人的强大，以及俄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又要求革命初期建立起最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维护革命成果的支柱，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加速发展。事实上，在建党前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大量的解释更强调“国家消亡”的观点，视国家为社会的对立物。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中，始终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即使是在革命之后，主要任务也仍然是强化，否则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和对马克思主义无耻的修正。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解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与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理论解释的历史观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解释是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即称：以特别历史国情之说，冀抗世界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16]建党前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由于使用世界历史为解释工具，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者没有祖国”，[12]强调世界上的国家只能用阶级来区分，[17]是“万国一色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18]强调中国不能用“国民性和特别国情”逃避国际化，[7]仍然是世界主义的。但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实社会主义却在逐步退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种趋向尤为明显。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批判本身已经动摇，那么，建立在其上的理论解释也就需要进行重新解读，即使是完全的“还原”，也不可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绝对真理。
    事实上，历史根本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五四时期，社会进化论知识已较为普遍，寻求发展向前看是认识的主流，更何况“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砌起？”[19]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不能成为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而且就世界历史或整体历史而言，历史与社会、现在与往古是同一的，[20]（p265）无所谓恢复本来面目，也不可能恢复本来面目。20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是否已成为马克思论述的世界革命前兆？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中国工人运动也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之上（注：例如，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上海的大罢工，青帮在组织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20年香港的罢工风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行业组织。离阶级的有组织运动尚有较大距离。）。与此同时，列宁实际上已经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正在把目光转向东方，以便打破列强对俄国革命的封锁。中国革命的历程也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所以，“还原”不过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已。凡是想探寻原旨主义或正宗思想的集团和个人，都是想由此论证自身在政治上的惟一正确性，并获得或垄断对历史和理论的解释权。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尽管十分强调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但却始终受到历史“还原”思想定式的影响。党内多次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斗争，都是围绕着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判定而展开，“还原”往往和“真”联系在一起，但是，标准并不在于历史过程上的深刻认识，以及解释描述上的合理性，而在于政治权力对于话语的垄断，判定方式都是试图通过历史批判否定斗争对象，使自己成为原旨或正宗的代表。也就是说，所谓真理，一旦变成了对于本像的还原，也就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真理，是解释者依据需要和地位作出的解释。
    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明，一种理论的传播、解释和发展，与对其相关的历史和现实认识、解释密不可分。在近现代，这一过程，除了要加深对本国、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深入了解之外，更应该关注世界历史的发展及其趋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要表述，在传播中较为容易做到，但要运用于实际斗争或成为工作的指南，就必须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特征，结合具体实际作出决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
    建党前夕，接受了激进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的压力下，主要使用历史批判的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特点与传播者的社会经历和知识架构有关，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认识方式的影响。历史的解释和描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强调历史，甚至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可是，由于对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知识的了解较为粗浅，只能套用已有的解释模式或用决定论阐述历史解释，从而使历史成为理论话语的脚注，一些理论教条反成为历史研究的结论。
    实行改革开放后，在理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上强调对于国情的了解和研究，在实践上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重大转变的产物。但是，在理论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历史研究却相对滞后，许多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的重大理论和解释方法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刻回答，历史研究也还不能主动地为现实发展提供理论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说，历史解释的缺乏或滞后，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并重情况下的理论解释更是如此。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绝对的原旨主义并没有多少价值，“还原”根本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发展的实质与趋向，也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时至今日，批判、否定、还原的历史解释方法，已不再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诸如早年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等，无论其是声称捍卫，或是批判，都不是“还原”的问题，而是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不同立场的团体或个人作出的解释。当然，就方法而言，历史的考据对于理论解释仍然十分重要，但历史反思或批判的目的，不应仅仅是为了回归，而应该为发展和创新开辟道路。
    【收稿日期】20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