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还原”？《马克思还原》的作用以为，首先是由于马克思本人自身的矛盾性，“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即马克思的理论与实际的推行，从一开始就存在差距；其次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环境和对现实不同认识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生了许多误会”，“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正”。
    应该说，上述分析很有见地。一种伟大的理论预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实践存在差距，由此而引起不同的解释，甚至是误解或曲解，都是十分常见的事实。或是理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与当地当时的社会发展现实差距较大，则应在把握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深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制定可行的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的方针、方法；或是社会发展出现了理论尚未能深入阐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这就要求理论要有所发展，以便能够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根据具体情况的理论创新。遗憾的是，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使用的方式，主要还是理论的“还原”。
    “还原”既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与德国修正主义的历史比较过程中完成的，历史便成了现实的尺子，而且是一把正反分明的尺子。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也就必须彻底批判“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6]两者针锋相对。在历史批判中，第二国际是温和派、妥协派，采用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加入资本主义战争，奉行国民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第三国际则实行公然的、突发的群众运动和“国际运动”，[7]举行革命和“社会的总同盟罢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直接行动”、“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为好”[8]。如此，真假马克思主义有了判别的标准，凡是与第二国际主张相同或相近或有别与第三国际主张的个人和团体，都可以斥为是“背叛”、“堕落”，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学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特征，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产生新的认识与探索，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论，都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却又要主张最为激进的社会革命，因此，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任务就更为急迫。理论上讲，“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9]在未论证清楚之前，还不能断然下结论。然而，当“直接行动”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之时，冷静地认识和学理的讨论都显得甚为迂腐，所以，只能凭借外部历史的发展加以描述（注：必须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社会改革家，也多使用历史的叙述方法阐述其主张，但多是向内寻求，近代以后，由于理论来源和途径方法发生根本变化，故历史描述也转向外部，特别是追求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就更是如此。），以为苏俄式的革命是“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惟一选择。
    运用历史批判进行马克思主义还原，自然需要使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批判者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堕落，在理论上表现为对“新生产力”和“资本制度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解释的错误。可是，在具体分析上，对于理论解释错误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原则上，忽略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生产力”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只是简单地强调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运用形式逻辑推演，得出不妥协的激烈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惟一不变的道路的结论。因而，“新生产力”并未使旧的预言或结论有丝毫过时，新的途径和战术也就成了堕落，而其原因又被解释成“德国民族有崇拜国家万能的根性”。从唯物史观出发，反而陷入了传统的文化决定论。
    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五四时期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和各种实地考察，并主要通过他们的一些翻译和介绍，有了一些了解，但还属于表象认识。尤其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富裕与贫穷、高度物质文明与不人道的残酷战争并存的现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新生产力推动的社会多样化解释与选择面前，他们却感受不深。因而，在世界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剧烈之时，中国批判者的解释却变得越来越单一，所依据的自然不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占有和历史事实（注：即使是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派别的区别也极为模糊，例如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称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堕落者；而在1922年1月出版的《李卜可内西传》（《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4页）中又称其为“实行的革命家”，旨在称颂小李卜可内西的家庭革命传统。），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
    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到：“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10]（p565）并指出，苏俄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革命以来的许多错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所起的是见证人的作用。可见，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此之前给出准确的解释，是过于苛求了。问题在于传播者对于历史事件评价的态度，在确定革命的方式、手段及革命的国家制度惟一性的同时，既未能考察社会生产力程度和民众的文化素质，也未能考察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突出了革命和国家的作用，唯物史观分析的要素，只是作为分析语言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粗浅的世界历史知识，被用来作为分析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社会情况，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大工业发展的后果，也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情景，如果单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分析，很难得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结论。因而，只有把“中国的阶级战争”与“国际的阶级战争”紧密联系，才能可能论证中国革命的性质，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主张合为一体。
    世界历史的解释，一方面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11]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要崩溃，要讲社会主义，中国亦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是使用历史比附的方法，中俄社会趋同论的观点十分流行。因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12]“农民的情形和我国一样”，[13]所以中国革命运动必须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7]这样，有可能使中国“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14]而且，俄国革命也证明了在“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15]在世界历史规律面前，对中国社会缺乏准确认识，以及发动革命的具体条件问题，便退居其次，甚至可以“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8]
    由此可见，使用反对修正、主张还原的历史批判方法，解决指导理论与现实发展之间的所谓“误会”，往往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导致阶级斗争激烈化的结果，而是落后国家在社会发展尚不充分，无产阶级意识和素质低下，迫于组织与行动需要的产物。这种解释方法的理论缺陷十分明显，但是，在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刻认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还很幼稚的情况下，对于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组织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道路途径，以及发挥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也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将马克思还原到原本的真马克思的解释方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阐述上便有了严格的规定性，通过对于历史解释权的把握，可以简单地将不符合本团体、派别或个人意愿的其他解释，统统打成是离经叛道。理论的生命力就不再是随着现实发展的不断创新，而是对所谓已有绝对真理的还原。历史在还本来面目之中变得十分苍白，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不同途径发展的可能性，只剩下了对革命导师原旨教条的遵循，在激烈的历史批判中，充斥的却是许多非历史的所谓历史解释，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