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对外来文化浸侵，主要是针对法国文化的。长期以来，法国的思想文化一直比较先进，18世纪时更成为全欧思想文化中心，欧洲各国都受到法国文化的强烈辐射。与之相毗邻的德意志更是全面接受了法国的文化，使用法语，阅读法文著作，模仿法国的生活方式，成为高雅和有教养的标志。但对这种社会风尚的逆反，就成为18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特征。
    首先作出这种逆反和抗拒反应的是以约翰·雅各比·莫泽尔（1701-1785）和朱斯图斯·莫泽尔（1720-1794）为首的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18世纪60年代，他们首先提出了“民族精神”一词，并且进一步阐发道：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天然秉赋，是伴随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种自发的、独特的创造力量，它不可能通过模仿其他民族文化得到；相反，模仿他人只能造成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所以德意志民族必须立即停止对法国文化的羡慕和模仿，重新发掘和发挥本民族的优秀秉赋，重现德意志民族昔日的光彩。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更加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他认为，民族并非人为的创造，而是自然生长的有机体，有其自然的生长、成熟、衰老的生命周期，控制调节这个有机体生命周期的自然力量就是民族精神。每个民族的存在都不是抽象的，它要通过语言文学、宗教、习俗、科学、艺术以及法律制度等等具体方面表达自我，这些自我表达的总和就是民族文化。具体方面的各种创造物表面上看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但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是集体经验的积累，具体的个人只不过是民族的喉舌、民族精神的代表。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就像各自有着自己的根的树一样，各个民族有机体按照自己自然的特性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无论生长周期还是花朵的颜色、果实的形状，每棵树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各民族必须珍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因为这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
    同时，也不能强行规定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幸福，不能强迫一个民族按照其他民族的模式发展，因为每个民族都只能根据它所处的生长环境、根据它自身的特性和传统去发展，进步和幸福的标准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是不同的，强求一致的结果只能是造成一些民族被窒息被摧残。所以，赫尔德大声呼吁：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不要因为服从人为的规范和模仿其他民族而使自己的特性受到损害。具体到德意志，赫尔德指出，造成德意志目前这种政治分裂局面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共同的、完整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他愤怒地说：“现在，到哪里去寻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思想和语言！”“在所有民族中，德意志民族是最不像他们自己的。”这个民族自古就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从未蒙受过外族的侵略蹂躏，可是现在却自动丢弃了本民族的特点和精神，甘愿卑屈地接受和模仿外国的文化，这是德意志民族最大的耻辱和不幸。现在，是结束这种耻辱和不幸的时候了。他谆谆告诫德意志人民：“一个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如何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本源，发扬光大本民族的特性与传统，在这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培养起共同的民族精神，德意志民族才能重获自尊，克服分裂，成为真正统一的民族。在这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放弃自私自利，万众一心地团结在民族的旗帜之下，热爱忠诚于这个民族，自觉自愿地为它作出贡献。[（18）]这些就是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三、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
    不同的理论导致不同的实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前期，在反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和抗击反法同盟军队入侵的斗争中，法国资产阶级高举全民族利益的旗帜，激发起千百万法国人对民族、对祖国的强烈的热爱和忠诚的感情。卢梭把“人民主权”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民主民族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深刻革命意义，在这时充分显示出来，“公民”和“爱国者”成为同义语，“爱国公民”成为流行的称呼。这些爱国公民取代专制君主成为民族的象征，组成了新型的“主权仅只存在于公民之中”的民族国家。过去专制君主叫嚷“朕即国家”，现在公民们则高喊“我们就是民族”。只是当路易十六与王后里通外国、妄图借外国干涉军之力扑灭法国革命之火的阴谋暴露之后，国民议会才得以最终废除王权、宣布共和，并以“卖国”的罪名将路易十六处以死刑。伴随着革命的继续深入、人民越来越多地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以及反法同盟的一次次进攻，法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他们响应“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积极踊跃地参军参战，保卫祖国，保卫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他们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利和土地。一个士兵写信给他的母亲：“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19）]正是这种由民主革命激发出来的普遍而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使法国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能够单枪匹马地抗御整个欧洲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扑，法兰西民族国家以其崭新而强大的形象在历史上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拿破仑战争都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的高涨。拿破仑带领的军队不仅把反法联军赶出了法国，而且一直打到维也纳、柏林，打到意大利和俄国，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沉重地打击了各国封建势力，并且用战争的方式播撒下大革命的种子。这些胜利使法国人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属于这个民族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骄傲地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沉醉于法兰西民族的强大和荣耀当中。他们没有觉察到，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以及对被征服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压迫劫掠，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法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当中也掺进了沙文主义的成分，它的建设性的特点发生“癌变”，恶性膨胀为扩张性。为法兰西民族的利益而侵略压迫其他民族，破坏别国的独立和主权，抢夺别国的土地和财富，这不仅违背了不久前法国人自己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也违背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民族平等”、“主权独立”、“民族自决”等等基本原则。所以说，在拿破仑战争后期，在法国对别国的征服和占领中，他们高举的民族主义大旗逐渐失去了民主的色彩，变成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这必然会激起被侵略国家的反抗，也刺激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反对共同敌人--法国侵略者的过程中，过去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人民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一致，认识到彼此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民族，也应当属于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对侵略者的仇恨激起了对被侵略的祖国和本民族同命运的同胞们的深深的爱，特别是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这些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与法国启蒙学者有很大不同。启蒙学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出自理性，并且是有前提的，“专制之下无祖国”，也就是说，只有公民都享受自由与幸福的地方才能是值得热爱忠诚的祖国。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鄙视这种观念，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完全出自感情。为什么一个德意志人爱德意志？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是德意志人，德意志是他的祖国。不管祖国如何贫穷、破碎、落后、可怜，都无改于“他的祖国”这一事实，因此他必然会热爱它。这种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绝无功利和自私的考虑，完全发自内心，是内心高尚情感的自然流淌。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支配下，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挖掘德意志民族的古老历史，希望用往昔的光荣和伟大来减轻因为民族遭到侵略和屈辱而感到的痛苦。他们仍然是从文化的角度入手，着重于从历史中发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起源和德意志民族的优秀特性。塔西佗著作中所描写的古代日耳曼人的骁勇善战、部落首领阿米尼厄斯战胜罗马统帅瓦鲁斯的胜利、绿色的橡树林和美丽的莱茵河，这些都成为他们笔下民族光荣和伟大的象征。同时，新一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开始把目光从文化扩展到政治，开始探讨国王与人民的关系、社会平等与社会改革等等问题，希望通过变革政治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普鲁士这个时期进行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就是出于这种目的。这表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防卫性特点尽管仍很突出，但是其建设性也在渐渐凸现出来。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是这个时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指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同其他民族比较，德意志民族都是有着纯正本源、蕴含无限生命力和创造力、富于高尚精神的优秀民族，只是由于人们自私自利的追求，才使这种优秀的民族精神泯灭了，以致遭受到外族入侵的民族灾难。因此，当前德意志民族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振民族精神。1807年，他在柏林大学发表著名的演讲《致德意志人民》时说：“只有一种完全的新生，只有创始一种全新的精神才能帮助我们。”“必须要复兴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虽然在武器的战斗上德意志已经失败，可这场战斗已经过去，而在精神的战斗上，德意志并未失败，它仍然能超过、战胜敌人。一个在精神上胜利的民族必然也会在其他一切方面获得胜利”，最终德意志将战胜法国侵略者，重获民族独立和自由。费希特认为，民族独立和自由有两重含义，一种是摆脱外国的干涉和影响，各民族按照自己的特性自由发展；另一种是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德意志民族目前就面临着既要争取民族独立又要争取个人自由的双重任务。在这当中，首先应当实现人的自由，因为“奴隶心中没有民族的特性”。只有消除了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时，整个民族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民族的独立也才有可能。所以费希特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另一方面大声疾呼“除非除掉各个封建主，否则德意志民族便根本不能诞生”，希望在反法解放战争中推翻封建君主统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费希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超越了以一个民族为热爱和忠诚对象的局限，他所向往的“人的自由”不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是全人类各民族的普遍自由。他谴责拿破仑通过践踏其他民族、贬低人的价值、牺牲全人类的自由来建立自己的统治，主张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与和睦相处。他认为，法兰西民族由于屈从拿破仑而背叛了人类自由的理想，现在能够代表世界理性的只有德意志民族了，因此德意志民族必须肩负起实现人类自由的重任。德意志人民的眼光和目标应当广阔高远，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既要为德意志民族的独立而奋起，也要为人类的自由而奋起。如果德意志民族再不奋起，不仅德意志民族要衰亡，更为严重的是人类也将衰亡，“如果你们毁灭了你们基本的特质，那么把整个人类从灾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希望也随同你们一起毁灭。……如果你们沉沦屈服，所有的人类将陪伴着你们一起而去，没有任何复兴再造的希望了”。相反，如果不沉沦屈服，而是奋发自励，“你们将在精神上看到德意志的名字由这新一代提升成为在各民族中最为光荣的民族，你们将看到这个民族成为世界的再生者与再造者”。[（20）]很明显，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已经从文化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的层面，并且带有自由主义的浓重色彩，所以他的民族主义也被称为“自由民族主义”。一般认为，费希特的自由民族主义从思想境界来讲要高于其他一切民族主义者。
    从反对拿破仑侵略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不仅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爱尔兰，在沙俄、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些地区，欧洲几乎所有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或异族压迫之下的民族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汇合在一起，在19世纪中期形成高潮，1871年德意志和意大利完成统一是这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最为丰硕的成果。而19世纪后半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爱尔兰和巴尔干地区众多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及其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则是由民族沙文主义激发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建设性实践。
    注释：
    ①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453页。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0页。
    ⑥⑦但丁·阿利盖里：《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23页、第8-10页、第29页、第82页、第87页。
    ⑧⑨（11）博伊德和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第197-198页、第231-233页。
    ⑩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4页。
    （12）洪堡：《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差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兹维金采夫前引书，第3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14）汉斯·科恩：《民族主义思想》，纽约，1946年版，第205页。
    （15）维·彼·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9-164页。
    （16）卢梭：《山中书简》第六书，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译注①。
    （17）沃尔金，前引书，第253页。
    （18）祖帕汉编：《赫尔德全集》第18卷，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华东师范大学93年博士论文，第114-116页。
    （1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20）费希特：《致德意志人民》，转引自李宏图前引书，第210-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