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曾说过，文明的进程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发展。[①a]然而迄今为止，各种研究文明的著作都只偏重前者而疏忽后者，对行为方式文明化--人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历史更是绝少涉及。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二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社会发展势必造成文明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强化，而行为方式的文明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进步。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行为方式史不应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笔者虽初涉此道，识见粗陋，仍率尔操觚，写作此文，探讨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有关行为方式的社会规范的变化，此中所反映出的文明观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基础。
    时代的需要
    1530年，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应某贵妇之请撰写了一本名为《蒙训》的小书，用以教育其子女。此书专门讲起居规矩和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虽然是对贵族子弟说教，实际上适用于各色人等。此书既非学术巨制，亦非伊氏代表作，但从初版到作者辞世，6年间重印30余次，至16世纪末，仅拉丁文版重印已达80次以上。为满足不同教派、年龄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它被不断地改编、续写、注释，并被迻译为欧洲多种文字，版本总数有130种之多。除此书外，当时还有一些同类作品流行于世。16世纪的西欧风起云涌，巨变迭出，相比之下，行为举止实乃末节小事，何以受到学界巨擘伊拉斯谟等人关注？一本教训蒙童的礼仪小书又何以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今日仍被西方学者称为“礼仪第一书”？[②a]这些问题耐人寻味。
    实际上，对行为方式及其有关规范的探讨非自伊拉斯谟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昆体良等贤哲就曾著书立说，论述“行为的标准”。中世纪神权文化占统治地位，上帝成为万事万物主宰，现实的一切均被视为神意体现，人们所重视的不是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其象征意义，行为举止也同样被认为具有象征性，所以万万不得轻举妄动。正如歌谣所云：“举手投足虽小事，诸君切莫小视之。优雅当以应天意，得体是为合神旨。一颦一笑须谨慎，如此方可免过失。”[①b]12世纪以后，有关行为举止的说教不断加强。在祈祷书、教义问答、骑士文学、乃至训练记忆力的课本中均不乏此类内容。15世纪在英国已经出现专门的礼仪用书。由于中世纪人们的用餐方式常为多人同桌共进，因此这时的行为规范特别关注吃相。从饭前洗手、入座、取食、进食、餐桌上的谈话，直到饭后如何离席，一一详加指点。[②b]
    中世纪西欧等级分明，等级结构因社会发展滞缓而相对稳定，行为方式也带有浓厚而固定的等级色彩，行为举止也因而被分为“高雅”和“鄙俗”两类，前者是贵族专利，后者则属于农民、农奴等“村夫野汉”。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某人习惯在吃饭时松裤带，……他绝不是真正的贵族”。“在吃饭时用手揩鼻子的人，……肯定是个村汉”。“如果你的面包已咬过，就不要再放到公用盘子里去蘸汤。农民可以这么干，但高贵的人不可以”。[③b]对吃相特别关注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行为规范的等级制特点。中世纪贵族家庭规模很大，主人、主妇及子女、寄居的亲戚、管家和仆从，吃饭时全部聚在一起。节庆设宴时，来宾也并非都是贵族，而多为附庸、随从之类。总之，身份高贵的人与下等人同桌吃饭的场面常常出现。这时贵族就需要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同时也需要对其子女及其他人加以约束，于是特定许多进餐规则，专以体现和维护等级差别为目的。比如，上等人先洗手，先从盘中取食，可以使用特制餐具，如金玉、水晶制成的汤匙、象牙或乌木柄的餐刀；下等人则必须坐在下首，洗手取食也须“甘居人后”。[④b]
    15、16世纪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经济活动逐渐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政治上封建割据让位于中央集权，基督教会失去了凌驾地位，文化则向古典理性“复归”。在这一切都在变革的特殊时期，传统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
    首先是旧贵族衰落，一批新贵崛起，公侯世家不再是荣华富贵的同义语，出身卑贱也不复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的地位变化之快，落差之大，均为前所未见。原来由僧俗贵族与农民组成的社会两极结构变为复杂的多极结构。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封建贵族不能再垄断“高雅的”举止，至少在理论上，其他阶层也有分享礼貌和教养的权利。另一方面，新兴的“社会精英”们为显示其存在及价值，故意在行为举止方面反传统。这些都促使行为准则发生变化，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内容进入了原有的社会规范。
    其次，时代对行为规范的功能和性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中世纪的行为规范旨在标识尊卑贵贱，维护社会等级差别；那么在过渡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交往频繁，城市人口密度加大，人们对行为规范的要求转为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促进相互沟通，体现权利与机会的平等，承认个人奋斗的价值。
    过渡时期不仅需要一种超越等级身份的、平等普遍的、客观的、全新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为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第一，人文主义者对“血统论”的批判否定了贵族行为的天然高贵性质，他们认为，出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道德修养。若不具备“美德”，再高贵的出身也提高不了身价。他们强调人格的可塑性，认为包括风度举止优雅在内的“美德”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只有肯于学习、严以律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贵族。[①c]第二，在过渡时期，封建贵族、新兴资产阶级、专制君主三种力量互相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一向依附于王权或贵族的知识阶层获得了暂时的社会独立性。而恰恰是这一点，即代表社会理性、影响社会舆论的知识阶层获得独立人格，乃是客观的行为准则建立的基础。第三，割据混战局面结束，商品经济和市场兴盛起来，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品德和能力不再是与黩武主义相应的勇猛骠悍、武艺高强，而是智慧与社交能力。适应时代变化，能被社会接纳，善于经营和与他人交往，成为新的成功标志。与此相应，自我约束、谨言慎行、相互尊重和宽容忍让成为新的道德要求。
    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伊拉斯谟的《蒙训》为代表的一批有关行为规范的作品风行一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开始出现变化。
    过渡时期行为方式的变化
    如前所述，在西欧过渡时期，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大为提高，这导致人们的自我形象意识加强，虚荣心和羞耻感加重，对行为举止和社交礼仪格外关注。这一社会心理变化在日常行为中也反映出来。
    首先是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世纪有关行为方式的说教很少涉及待人接物态度，温雅有礼在孔武时代被当作多余的做作。但是伊拉斯谟的书中却谆谆告诫人们，待人接物最得体的态度莫过于温文尔雅，端重谨慎。既或是笑，也只能微微展颜，切忌仰天开怀。这实际上是对中世纪推崇的粗犷豪放的骑士风度的否定。人们越来越反感那些耀武扬威、倚强凌弱的行为，这从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譬如在但丁的《神曲》中，好勇斗狠的人被置于第五层地狱，仅比暴君赃官、伪君子、高利贷者、教皇和判国者的处境略好。塞万提斯笔下行侠仗义的骑士堂吉诃德其实十分可笑，而莎士比亚塑造的赳赳武夫奥赛罗则不免可悲。生活琐事也表现出同样倾向。比如餐刀，无论自己使用还是递与他人，都不能刀尖向人，也切忌手持餐刀比划指点，免得“使人生畏”。人们在越来越自尊的同时，以己度人，也更加尊重他人，与人为善，注意给人留面子。这与中世纪适成对比。在中世纪有关行为规则的书籍中，“不许”、“禁止”等等生硬字眼比比皆是。假如有人违背规则，其他人的指责甚至报复也是直截了当、不讲情面的。但在伊拉斯谟书中，却要求容忍别人的“不规范”行为。事实上当时有很多人已经在这样为人行事了。比如一次意大利维罗纳主教宴请理查德公爵，因公爵咀嚼声响过大，举座为之侧目，主人颇觉难堪，但是当场未置一词。宴会结束后，主教特派擅长辞令的仆人加拉蒂奥送客。这仆人在途中对公爵说：“大人体尊望重，洒脱俊逸，今日在座者仰之弥高。惜乎大醇小疵，吃相略有不雅，虽属白璧微瑕，毕竟有亏风范。主教大人为此不安，特命小的提请大人注意。大人洪量，望恕小的唐突之罪，并体主教大人殷切之心。”[①d]
    尽管在人文主义者的倡导下，人、人性、人欲已得到应有的地位，但是一来宗教仍然盛行，并且仍然提倡自律与节制；二来社会风气的主流还是追求“身份”与“教养”。在这种精神和社会的氛围下，本能的欲望、生理行为和肉体本身仍被视为不雅之事，不能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在交际场合注意掩饰身体（男子戴假发的习惯已从贵族扩大到所有有身份的人，女人的裙裾也越来越长，直至脚踝，并用裙箍撑起），克制欲望，收敛本能，这成为过渡时期行为方式变化的重要特点。从生活细节也可以直观地了解这一点。比如用餐方式逐渐从任其自然变为讲究，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变直接以手取食为使用餐叉，过去共用的酒杯餐刀等餐具也变为个人专用。对吃相的要求也越发严格，即使是孩子，上菜后也必须稍等片刻再吃，而且只能从离自己最近的盘中舀菜，食欲旺盛和狼吞虎咽都会让人耻笑。再如擤鼻涕和吐痰。以往西欧人对此毫无禁忌，即使吃饭时也随时随地随意为之。但到过渡时期，这些行为开始被认为不礼貌和有失体面，不仅在餐桌上被禁止，在其他公开场合特别是大人物面前也需严加克制。法国国王就曾明令禁止大臣们在他面前吐痰。手帕发明了，其重要用途之一就是在迫不得已时遮掩擤鼻涕和吐痰的行为。还有如厕问题。中世纪的行为规范从未对此加以限制，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自行“方便”。到过渡时期，人群密集的宫廷率先规定，男人不得在门前、窗下、走廊、衣橱、楼梯间以及女人面前便溺。社会各阶层自上而下予以响应，随地便溺遂作为“粗俗的陋习”逐渐被禁止。睡眠习惯也与以前迥异。中世纪的大家庭中主客、主仆同室同床共眠司空见惯。除教规极严的修道院之外，人们睡眠时不穿任何衣服，也不觉得身体暴露难为情。但到过渡时期，社会上层以分床而眠为时髦。睡衣出现了，而且穿脱时要尽量避开人们视线，起床后睡衣要放在隐蔽处，被单也要立即叠放整齐，以免引起“肉欲的联想”。睡觉时不能把被单裹得过紧，免得暴露身体曲线。暴露身体乃至身体曲线都是羞耻的。
    当今的人们根据个人经验往往认为文明行为源于卫生意识。但是过渡时期西欧人的行为变化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从上述传统行为方式发生改变的事实可以看出，人们并非是由于认识到某些行为有害健康--各种人体分泌物和排泄物中含有致病细菌，而细菌是18世纪的发现--而是社会发展使然。社会的发展引起人们心理和观念的变化，对文明和教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为举止受心理和观念的支配，所以人们也越来越自觉地追求行为方式的文明化。
    过渡时期行为规范的特点及其实行机制
    根据过渡时期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和广为流传的《蒙训》之类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新的文明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树立以“文雅”为标准的文明行为新观念。中世纪西欧有个泛指一切高贵行为的专用词，即“礼”。[②d]从词根看，该词系由“宫廷”、“豪门”这类名词转化而来，显然专指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们的行为特色。由此可见，在中世纪，“礼”这种高贵行为为贵族专有，贵族的行为方式就是高贵的典范和正确的标准。但是16世纪以后，“礼”这个词在西欧各种语言中都失去了行为举止最高标准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文雅”。作为一种行为范式，“文雅”（拉丁文作CIVILITATE）一词首先出现在《蒙训》中，但并非伊拉斯谟的创造，这个词在中世纪即已存在，指某个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其反义词是INCIVIL，意即“不能入乡随俗”、“不具备在该地区生活的能力”。自伊拉斯谟始，欧洲各种语言中相继出现“文雅”一词，词义也引申为“为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走向自律的文明化过程”。[①e]“文雅”也有举止高贵的意思，但与“礼”相比，它有两点明显不同。首先，它与贵族没必然联系。伊拉斯谟在阐释“文雅”观念时指出，在行为方面人人平等，“天潢贵胄若未继承父辈优秀品行，仍不免沦为寡廉鲜耻之徒。寒门子弟若能发奋图强，也能成为翩翩君子。人不能选择出身和国度，但可以选择是否具备美德与风度”。[②e]其次，“文雅”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养成，是学习和努力自修的结果。17世纪的法文辞典把“文雅”解释为一种学问或曰修养，一种可以从小“学习和培养”的习惯。过渡时期有关行为规范的作品不象中世纪同类作品那样以成人为读者对象，而是专门面向少年儿童，这也说明当时人们认为“文雅”可以通过教育获得。
    与“文雅”观念相呼应，伊拉斯谟对行为的象征意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如前所述，中世纪时行为是身份象征，是社会等级的标记。那么过渡时期行为的象征意义有什么改变呢？对此伊拉斯谟并未直接回答。但他常常用动物的姿态和动作比拟不文雅行为，比如形容放肆的笑声“像马嘶驴鸣”，擤鼻涕“好比大象喷鼻子”，走路歪歪扭扭“同鹳一样”。[③e]这表明，在他看来，行为好坏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文雅的行为是人类摆脱原始和野蛮、向文明进化的标志。伊拉斯谟还把人的仪表神态视为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在《蒙训》的首页他即谈到目光的象征意义：“孩子的目光必定天真无邪、清澈宁静，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假如目光咄咄逼人，此人定然粗野；对人紧盯不放，表明此人无耻；来回打量则显示狂妄。目光睃巡不定是狡猾奸诈的标志，仿佛这人总在图谋不轨；目光呆板凝滞则是迟钝愚蠢的表现，苏格拉底曾因此蒙羞。眼睛瞪得太大，显得无知无能；眼睛半闭半张，又显得轻佻浮浅。目光过于冷峻犀利，让人觉得脾气暴躁心地残忍；过于含情脉脉，又令人感到性情淫荡品格低贱。古谚‘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决非无稽之谈，时刻切记让眼睛传达平和安详的情感“。[④e]非但如此，当时人们还认为，外在行为不仅表现内心世界，而且反作用于内心世界，良好的行为习惯可以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总之，”文雅“是后天形成的，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是人文精神的”形体语言“，是内心高尚的外在体现。就此而言，”文雅“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观的形成。
    第二，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为宗旨，对社会交往起直接指导作用。这是过渡时期行为规范的另一特点。17世纪的法文辞典在解释”文雅“一词时，特别强调”讲话艺术“的含义，该词复数形式CIVILITES更有”善于交际“之意。[①f]这说明，”文雅“与其说是一种风度，毋宁说是一种交际技巧。伊拉斯谟在其《蒙训》结尾处说过：“一条最重要且无可争辩的文明规则是：必须对他人违反行为规则的过失抱宽容态度。……行为规则固然重要，但是决非违反它即是坏人”。[②f]在这段话中，伊拉斯谟不仅把宽容提倡为新文明的标志，同时也表明，他并未将文明规则本身视为目的，他的目的是使人们和睦相处，制定行为规范不过是促使这一目的实现的手段。如果说中世纪的行为规范巩固了封建等级制，起的是加深社会裂痕的作用的话，那么过渡时期的行为规范则旨在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弥和社会裂痕。过渡时期关于行为方式的作品多出自人文主义者之手，这些人关注社会现实，勤于思考，主张经世致用，因此其作品不象中世纪的同类作品那样，辗转抄袭陈词滥调，语气生硬，说教味道甚浓；而是以作者亲身的体验和目睹的现象为依据，通过分析具体事例来点评优劣、指示是非，因而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