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公职前是著名学者，在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内多有研究与见解。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威尔逊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从年青时起就决心致力于政治，并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政治。他的研究兴趣和所选择的题目都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他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中的外在力量”，即先不做实际上的政治家，而是先做“理论上的政治家”，为做政治家而积累对世界的认识。[①]当他1908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时，威尔逊认为自己终于成为政治内部的一种力量，将要把他的理论上的见解付之实施。1912-1920年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面临着做出重大抉择的转折时刻，他的理论见解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决策。本文试图就威尔逊的社会政治及历史观点做一些分析，以期说明他担任总统期间的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
    一、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
    威尔逊对政治的研究兴趣开始得很早，并经历了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演进过程。他的第一部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所写的《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这部书出版于1885年，为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也是他参与现时社会政治争论的第一部著作。
    这部书的内容是研究以国会为中心的美国联邦体制。在书中威尔逊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美国式的国会立法与政府行政管理分开的体制与英国式的政府对议会负责的体制作为两种类型，进而“对两种类型的政治做出适当比较，形成一个尽可能明确的对联邦行政的实际情况的观点。”[②]
    威尔逊之所以要将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做比较并指出美国体制的弊病，并不是真的要在美国实行英国体制，而是象他以前和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样，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到此时已有巨大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日益增多，交通更加便利，人口迅速增长，美国需要一个权力和责任都更明确的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否则国家将不能保持统一。他在书中明确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胜任时代的要求。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威尔逊从回顾和分析美国宪政史及联邦体制发展史入手，他认为，在美国历史的早期，联邦政府的权威并不强大，各州基本上是各行其事，对中央政府很冷漠。“在新生的全国政府的早期，毫无疑问，各州的意愿有着很大的力量；……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有很重要的职能作用。”“第一届国会成员也一样，很不情愿地走到一起来，而且没有什么共同的和坚定的合作精神，……总统在正式场合要屈尊于纽约州长，当他过问自己部门的事情时，发现自己要处理的主要事情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些与礼节和仪式有关的小事。”[③]但是这只是早期现象，到华盛顿总统离任，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在以后的发展中联邦权威日益增大。在联邦权威增大的过程中，南北战争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与联邦活动同步前进的还有从一开始就有的坚定而正确无误的民族感情的成长。（南北）战争是重新安排州与联邦之间权力平衡的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力量；自战争结束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集中化倾向的突出表现。战争的历史是国家权威这个原则胜利的纪录。因为这个原则的发展，战争才成为不可避免；因为这个原则获胜，战争才因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两种力量的最高和最后的斗争，这两种力量一种是那些仍然存在于团体政治的血液中的分裂的力量，另一种是那些健康的，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正以其朝气和活力逐步建设着这个团体，而它的体制也正在从年青走向成熟，它的宪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强化和成熟。”[④]这是一个集中化和联邦权威增强的过程。
    因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威尔逊认为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宪法制订时所说的政体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形式已是名存实亡，宪法中描述的（政治）形式是精确调整的、符合理想的均衡的形式，而我们现有的政治形式只是一种国会占优势的体制。”[⑤]但是威尔逊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因为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随着联邦行为的发展，国会的权威也在增强，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时代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而现在，美国已经到了需要加强中央权力以保证统一的时刻：“东部不会永远是国家生活的中心，南部正在迅速增长财富，将会更快地发生影响。西部已经获得没有人能否定的巨大成就，而且储备有无人能估量的未来发展的能力。这些地区能和谐一致还是各自为政几乎完全取决于联邦政府的方法与政策。”[⑥]“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运动，它倾向于由国家控制所有的政策问题，而这些政策要求将行政权力与管理统一，这是分散的、不和谐的州政府行为所不能认识的……”[⑦]但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都不能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因为国会和总统都不是强有力而负责任的领导，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完全分离则是美国体制缺少负责任的领导的原因之一。威尔逊在书中将国会做为联邦权威发展的主要象征。但是美国现行国会是以牺牲行政权力、即总统权力为前提而提高自己的权威的，同时国会自身却没有因此而形成强大而负责的中央权威。国会做为联邦体制中的“中心和支配性力量”本应有权威及明确责任，但是现有的国会是由一些委员会组成的，通过它们来立法既带随意性又缺乏效率。委员会的程序不对公众公开。舆论被漠视。缺少负责任的政策，这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只有一个来自各委员会的法案记录。因为这些委员会是由两党成员组成，甚至没有对政党政策的责任感。这些特征的结果是没有对政策负责的统一的，因而缺少对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他担心，如果现有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很快可能就不能说美国有责任制政府。[⑧]
    威尔逊相信美国迫切需要修补他在书中提到的弊病。尽管他在序言中强调：“我所要提供的不是评论，而是说出有可能成为可行性的建议。”[⑨]但他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个如此大而广泛的国家的政府必须是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它的力量必须与其目标的确定与统一相一致，与民族情绪相一致，与其行动的果断相一致，与其目标的高尚性相一致。”[⑩]而现在的政府一样也不具备：现在的“联邦政府缺乏力量，因为它的权力被分散，缺乏果断，因为它的权威是多重的，缺乏便捷，因为它的程序太繁琐，缺乏效率，因为它的责任不明确，行动没有法定方向。”[（11）]他提倡“无所畏惧地批评”这个体系，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方法简便的、单一的、有无限权力和明确责任的简单明确的政府。”[（12）]
    《国会政府》是威尔逊做学者时的早期著作，他在书中提出的应加强联邦权力，以保证美国在新时代有“一个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的观点，在他以后的学术乃至政治生涯中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逐步加强。这本书使威尔逊赢得了学术声誉，头一版在几个星期内便销售一空。虽然不断有后来的学者批评他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进行严格的研究，对国会缺乏效率的批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所列举的事例中有些欠准确。[（13）]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也是使威尔逊声誉鹊起的真正原因是他代表了相当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担心美国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及政府效率低下，出现了人民党或平民党的激进要求，他们害怕这会毁灭美国制度。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社会体制仍然能为世界做出榜样。而威尔逊在书中提出美国宪法还是有生命力的，美国体制只要进行改革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的观点正符合这些人的愿望。正如威尔逊提到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时所说的：“我们是第一批听到自己同胞询问我们的宪法是否还适用于所寻求的目标的美国人；是第一批严重怀疑我们的体制是否比欧洲优越的美国人；是第一批想到要重铸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赋予国会新型责任的美国人。”[（14）]因此威尔逊的观点代表了时代的思想，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这种加强中央政府控制的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进步主义思潮[（15）]的一个内容。而威尔逊做为政治家恰恰是与进步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虽然提出不同的理论及办法，但是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面对挑战或威胁时，应实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存美国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而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则是要对社会实行控制，要实行有序竞争，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拥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要加强政府的职能，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弊病及不公正现象实行改革。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将社会控制作为讨论的主题，如约翰·杜威的《要求确定》，爱德华·A·罗斯的《社会控制》（190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控制托拉斯》（1901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放任自流与控制》（1914年），等等。赫伯特·克罗利的《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是美国进步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著作，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本书中，克罗利提出了一个进步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他主张个人目标服从于国家利益。他论证，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美国才能继续向它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时保留民主的政治体制。他说：“美国生活的希望将不仅靠检验经济自由的程度而且要靠某种纪律的措施来实现；不仅要大量满足个人的愿望，而且要靠使个人服从及自我否定的有力措施来实现。”[（16）]
    在《国会政府》中，威尔逊主要是在讨论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控制，随着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强大，威尔逊逐渐将加强控制的理论应用于国际事务及美国外交政策中，希望美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领导。在美西战争后，威尔逊接受了美国做为新的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观点。他开始关注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政治功能。在1900年第15次印刷的《国会政府》的前言中，他对由于卷入外交事务而增长的行政权力表示欢迎。他说：“迅速给予有建树的政治家以权力和机会，授予总统投入国际事务和遥远属地的权力和机会，而这是战争的强烈而重要的后果。”他确认，对美国而言，总统“应该首先表达每个判断，采取每一个行动的第一步，提供信息以便据此采取行动，建议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其执行。”[（17）]为了使美国能控制世界事务，威尔逊这时转而将总统视作加强联邦政府权威的支点。他在《美国宪法政府》（1908）一书中宣称：“总统权力的最伟大之处是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限制地拥有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权，最终是绝对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总统不能未经参议院同意而与外国签订条约，但是他可以指导外交的每一步骤，为保持政府的忠诚和威望而去指导外交，确定什么样的条约应该签订。”[（18）]这是他在《国会政府》一书中最初提出的参议院与总统互相制衡必将造成权力分散，因而使联邦政府缺乏效率的观点的发展。他没有改变过去的应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观点，但是这时他更强调加强总统权威。由于坚持这一立场，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没能获得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批准。他努力通过舆论去影响国会，包括在西部各州的演讲旅行，但还是输掉了争取批准条约的斗争。参议院的独立态度显示出总统控制美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不象威尔逊希望的那样容易。
    威尔逊在担任总统后，将社会控制的思想应用于国际事务，在国内生活中是要加强联邦权威，在国际事务中则是要建立能对世界做出控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个思想也不是孤立的。191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学会在年会上专门讨论了将社会控制应用于国际事务的问题。它的领导成员之一，查尔斯·H·库利，在会上宣读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控制》一文，他对人类本性表示了充满希望的观点，强调了人类合作的潜力。在指出战争证明国家间关系也有能力相当于人际关系那样有道德的发展后，他建议：“也许国际社会可能得到控制的最有把握的证据是国家已经显示出它自身有能力在一国对另一国发动侵略时，感到无私利的义愤和采取行动。例如比利时的例子。”他认为“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生活”可以超越实力均衡，各国应将其个别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这与威尔逊加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的思想是一致的。[（19）]
    二、威尔逊的历史观
    从19世纪90年代起，威尔逊的研究重点和兴趣转向美国历史。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他说：“只有努力，一再地努力对我们过去的经验做出有效的分析，我们才能形成我们做为一个民族的恰当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获得在这个关键时刻指导我们的明智目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