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仍处在新旧体系的转换期中。世界史学科新体系的重构，首先有赖于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确认。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过开拓性贡献的吴于廑先生，对此曾有以下一段已广为人知的有名表述：“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由原始的各族互相闭塞的历史发展为世界成一整体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包括纵向和横向发展两个互为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长，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体世界的形成。”“而阐述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过程，探索这个过程的规律和趋向，也就成了世界史这门学科的任务。”[1] 根据这一构思，我们曾经撰写并由湖南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近代分册）》，希冀在近代世界史学科的主题思想、历史走向、主要内容以至谋章布局上有所刷新。实际上该分册只是世界史学科体系重建过程中的一次粗浅尝试，仍不能避免保留着它所脱胎的传统体系的明显印记及许多未成熟的痕迹。在该分册发行多年之后，笔者作为主编之一，在此愿就近代世界历史运行的方向，再抒一管之见。
    近代世界史始自16世纪迄于20世纪初，其纵向发展是指在新的生产力，尤其是在先后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扩展直至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与纵向发展同步的横向发展，则指伴随西方殖民活动和世界市场日趋扩大而发生的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彼此联系的空前增强，直至以近代世界殖民体系和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确立为主要标志的近代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近代世界历史的运行方向，除上述两者外，还有一个内向发展的方面也值得提出来探讨。
    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内向发展，简言之，是指在近代整体世界加速形成的大背景下，水平不一的各国、各民族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内在的演变进程。吴于廑先生在大力倡导开展整体世界史研究的同时，一再强调必须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并视之为整体史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他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便题为“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他在此之前的另一文中认为，这“是近200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2]。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引进“内向发展”这一概念呢？ 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日趋整体化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由一系列按照历史形成的一定格局分布在不同层面和居于不同地位的民族、国家有机联结而成的，各国、各民族依然是构成整体化世界的基本单位，故列宁曾把各民族喻之为世界历史整体中的“器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内部及外部原因所激发，近代各国、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活动，均处于空前活跃的态势，这仅从近代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事变层出不穷发生这一事实上，便可得到证实。而各国对外部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都以这些国家自身各方面历史活动达到的水平为根据。多年的编撰实践也告诉我们，对各国历史活动的深入研究，是进行世界历史综合与整体性考察的基础。因此，把各国自身内在的历史演变作为整体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并对之开展专门的考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于深化世界历史的整体史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当今全球各地无一不面临着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严峻考验，西方一位著名政治家早就并非危言耸听地说过：“当今世界宛如一个战场，各国企业在其间无情地争斗，倒下去的必定死亡，不会收容俘虏”，因而“任何松懈皆不可宽恕”。面对他所说的这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大战”，或如国人所谓的“经济战国时代”，各国各界有识之士都在殚精竭力为本国、本地区谋划发展战略并努力付诸实施，以图为本国、本地区在新世纪的世界大舞台上获得最佳的一席之地。中国也正面临着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宏伟历史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考察并总结近代各国为适应世界新潮流而经历的过程，也是时代向世界史学科提出的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当然，近代历史的内向发展与纵、横方向发展之间，并没有一条彼此不能逾越的分界线，三者之间必然会相互联系、渗透，但又都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运作面和功能。三者的内涵大体可分别作如下界定：纵向、横向着眼于世界范围上的历史大运作，着重反映“人类社会形态”与“整体世界”演变的全球性面貌，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为人类社会形态在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和整体性世界在近代是怎样组合而成的；内向发展则着眼于解剖世界整体中的各个“器官”，着重反映各国的历史运动及其水平，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各国在近代整体世界形成过程中何以处于这样而非那样的地位和起着这样而非那样的作用。前两者分别决定近代世界整体性发展的方向、性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后者则决定近代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分层、格局。近代世界历史就是在同时并存且彼此交错的纵向力、横向扩张力及内向力的共同作用之下运行起来的。为了考察近代各国的内向发展，内容上也相应要求有新的框架。下面拟就近代世界历史的主题及研究各国历史应着重注意的问题试作些简略说明。
    近代各国、各民族的地位、作用及据此而定的世界整体性发展中的分层、格局，取决于它们对世界大潮的反应力和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力。这种反应力、参与力的强弱或有无，正是各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水平的直接表现。按不同的情况，大体上可将各国、各民族分为三类：第一类具有强劲或较强劲的内向力，其范围包括各类先后选择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类国家由于能够顺应时势，调正发展方向，增强了国力，因而在世界上居于先进或比较先进的位置，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历史的纵向、横向发展，其中有的国家还起过主导性的作用。第二类只有疲软的内向力，其范围包括先后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曾作过靠拢历史潮流的尝试，但由于内部阻力尤其是外部压力过大，故成效并不显著，它们的内向力还处于未充分开发的状态，在世界舞台上也就只能屈居次要的、附从的位置。第三类是基本上还没有内向力表现的停滞地区，如18世纪70、80年代前的大洋洲和19世纪70年代前的非洲内陆，由于它们一时还未被卷进世界整体性发展的轨道，依然生存在与世隔绝的闭塞环境中，其内向力还处于潜在状态，因而在世界舞台上不得不暂时居于无所作为的位置。鉴于各国、各地区的内向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从动态的观点看，又可再分为两类，即内向发展日益缓慢、原来先进地位逐渐丧失的国家和内向发展呈跳跃态势、迅速由落后转化为先进或比较先进的国家。
    内向发展的原动力，如同纵向、横向发展一样，来自于物质生产力。各国、各地区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内向力，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水平不同。近代物质生产力的代表，是应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工业，而工厂工业是通过工业化确立起来的。历史表明，凭借非物质生产力的其他方面的优势，固然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政治风向以至政治版图，但能够对世界整体性发展起持久和根本性影响的，则只有依靠近代工业所创造的雄厚经济实力。曾经以军威雄踞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打不倒英国，是因为他们有了工业”[3]。更为屡见不鲜的是，在近代无数次的较量、对抗中，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是被先进的工业国家所击败。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4]。经济实力的这种至高地位，也早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由于不幸以致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诸方面落后于他人的任何国家……为了使自己能与较先进国家进行自由竞争，首先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5]。俄国政治家维特说：“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健全发展的民族工业，是不会强盛的”[6]。
    各国工业化又与整个近代化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近代化运动的开展促进工业化的孕育、发生、发展的进程，而工业化一旦被推上历史舞台，又构成了近代化的中心内容，牵动整个近代化的进步。因此，近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运动，应被视为近代各国内向发展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各种事变、重大举措、各派代表人物均应按其有利或有碍于工业化、近代化的程度定位；一切疏离上述主题、主线的事件、人物应该退局，而代表或接近上述主题、主线的事件、人物则应有新的发掘和评估；历史经验的探求应围绕工业化、近代化的总题目展开；各国历史应以世界全局的观点进行综合考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各国历史研究重点内容的转移和评价尺度的某种修正，也反映了新的学科体系在处理各国历史时与传统体系的区别。
    工业化、近代化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具体操作方面的研究，应由其他学科承担，近代世界史学科着眼的是对这个历史进程作整体性的概括与总结，其中关键性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历史时机的问题。作为近代化中心内容的工业化，从世界范围看，自15、16世纪起，在西欧先进地区就已进入了孕育期，它的展开则始于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启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过了100年之后，以近代科学炼钢法的发明与应用为起点，又发生了以重化工业为重点，其影响力大大超过首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两次工业革命代表了近代工业化全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西欧及北美先进国家先后发生的工业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即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一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工厂工业，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本民族的产业无产阶级，这表明这些国家也已初步具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基本标志。只是囿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些国家对工业化潮流所作的反应还是十分微弱的。与上述工业化的孕育期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相适应，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有利于工业化准备和开展的历史时机。第一次出现于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这时，随着沟通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新航路的开辟，一个空前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前景开始呈现，大西洋地区也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于是，大西洋地区一系列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活动便空前活跃起来，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重商主义或称商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重商主义引发了市场经济的活跃，带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强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开辟了道路。然而，绝大多数国家此时却未能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这些国家包括最早走向世界的西班牙、葡萄牙、商业大国荷兰和曾在中欧及北海商业贸易活动中占居垄断地位的德意志。此外，被称为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的意大利，也因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而失去机遇。西欧地区唯独英国能及时掌握时机，顺利地通过重商主义和农业革命首先走上工业化道路，在以后100年间成为无可匹敌的经济强国。第二次有利历史时机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向欧洲及北美国家发出了挑战，同时也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可以利用英国的机器、蒸汽机、资金、经营和管理经验发动工业革命的机遇。比利时、瑞士、法国、美国、普鲁士及其他经济上较先进的德意志邦国，均能抓住时机，先后步英国后尘启动工业革命，因而使国力大为增强，而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却未能充分利用时机，即便在工业化道路上开始起步，也步履蹒跚，结果只能继续保持落后农业国的基本面貌。第三次有利历史时机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时，统一后的德国和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不甘居后，及时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本国雄劲的生产力，在不到两代人时间，德国便成为欧洲首位的工业强国，美国更一跃而为世界工业国家之冠。英法两国则固步自封，坐失了时机，因而在工业实力上日益落后于新兴工业国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后，虽力图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力不从心，故仍无法改变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落后地位。亚洲大国中国，则先是在16世纪实行闭关自守，坚持重农抑商，筑起一道挡阻世界商潮的大堤；尔后由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更无力利用各次有利时机。其他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情形也大同小异，唯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机，紧跟工业化大潮，从而成为亚洲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综上所述，时机问题实际上成为一国或强或弱的历史转折点，得时机者国力必上新的台阶，后进国家可以转化为先进国家；失时机者国力必会日趋衰弱，先进国家也会变成后进国家。由此造成的巨大差距将成为后进国家沉重的历史包袱。可见时机问题，兹事体大，值得具体展开加以剖析。
    二是关于力度的问题。对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实行结构性的变革与改建，是保证工业化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就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近代，革命特别是比较彻底的革命以及为之准备舆论的思潮，在社会制度转型的紧要关头所发挥的弃旧创新历史作用，通常要比来自上层的改革要大得多，但若据此便以革命与改良、彻底与保守划线分类作为褒贬标准，则大为不妥。一是因为历史上的大运动总是由许多不同阶段互相衔接而成的，温和的改革往往是走向革命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或者是革命后巩固、扩充其成果的持续阶段，其历史作用并不因其“温和”而消失；二是因为各国历史条件殊异，较为温和的革命或由上层进行的改革，对于某一国家某一时期来说，可能是走向近代化的最现实途径。英国的革命和改革，几乎曾经被统统打上作贬意解的“保守”印记，但英国却赢得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7]。而恩格斯说过的“过分革命”，却会引起历史进程的反复与曲折。因此，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与改建应着眼于它的实效，而实效又取决于变革时的力度。凡提出的变革目标和变革所获得的广度、深度、速度，是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发展要求相符合的，其力度便是适度的和有效的；凡力度不足或力度过度的，则是非适度的，其结果也会是低效、无效甚至引起负面的反应。
    三是关于合力的问题。传统世界史学科侧重于政治史，故采用的主要是单因素、单线索和短时段的历史分析方法。在近代世界史上，政治史具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历史的更深层角度看，既然各国历史是一个与世界大局相呼应和由许多不同阶段连接而成的发展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新旧力量的总对比态势及基本走向，无疑对各具体历史阶段以至各国历史命运的最终结局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上文提及的历史时机和力度是否掌握得当，实际上正是各国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当一国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低水平时，自然不能为历史的运动提供必需的启动力与持续力，也就不能把握好历史的时机和力度。反之，情况则会完全不同。因此，采用多角度、多因素和较长时段的综合分析方法，了解各种历史力量或相互抵消、牵制，或相互补充、促进而形成的合力状况，应成为研究各国内向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出发点。研究合力必然会涉及极多的方方面面，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者可列出以下几项：外压状况；农民和农业状况；政治状况；传统民族文化与近代文化两者关系的状况；科学与教育状况；政府和决策集团的状况；军力状况；地理、人口、自然资源状况等。
    近代各国内向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能较好地完成这一课题，就将会大大有助于描绘出一幅更加丰富多采、层次清晰的近代世界整体化发展全图，也将会大大有助于从中吸取更多的有益历史经验。
    注释：
    [1]见《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序
    [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世界历史”
    [3]转引自江鸿著：《欧洲各国工业化之起步与成长》， 台湾中华书局印行，第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9页。
    [5]转引自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中译版，第243页。
    [6]《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中译版，第59-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