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文化大突破与中国历史的枢轴时代
    雅斯贝斯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认为， 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几个古代文明都有代表人物对人类何去何从以及是非善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赋予了普遍的意义。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士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认识有重要突破的时代，他称这个时代为“枢轴时代”。〔12〕
    人类为什么会出现第一次“突破”？“突破”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继雅斯贝斯之后的魏尔（Eric Weil）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人类历史有许多次突破，而每一次突破之前首先要有一次原有秩序的全面崩溃。〔13〕在中国历史第一次突破的枢轴时代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在此之前也有一次传统社会秩序的大崩溃，这就是殷周之际。
    殷末周初，周人常称自己为“小邦周”，而殷人、周人均称商都为“大邑商”。但文明程度不甚高的“小邦周”一下子打败了当时文明程度相当发达的“大邑商”，取而代之而为天下共主，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周初姬周统治者周武王、周公等人的思考：“天命”可靠吗？上帝有能耐保佑“帝（嫡）子”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殷末周初的周文王时代，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人统治大厦危危将倾。而对自称为上帝嫡子而有天命保佑的商王，以周文王为首的姬周统治集团开始怀疑，并把这种怀疑用“变易”观念反映在《周易》之中。“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记·太史公自序》），“《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周易·系辞下》）经考证，《周易》卦辞确是殷末周初的作品。〔14〕
    随着怀疑的产生，紧接着便是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到来：“《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殷末周初姬周统治集团的领导人文王、武王、周公等人忧患些什么呢？
    首先，他们借殷人骤然灭亡这面镜子进行历史的反思。
    王曰：“封，……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
    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尚书·召诰》）武王、周公伐商得天下，但不得不总结借鉴过去夏商两代的反面经验教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应是唐太宗“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之说的源头。周公在上引的《召诰》中总结夏殷人的亡国教训时，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殷代受天命，已经历了若干年了！我也简直不敢相信：殷人天命不再延续，仅仅是由于不敬其德，竟早早丧失了天命！从字里行间可见周公极强烈的感情和不平静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其次，姬周统治集团对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进行了反思。殷人认为天命素定，故尊神事鬼。《墨子·非命中》引《太誓》曰：“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非命中》引《太誓》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礼记·表记》谓孔子比较三代之礼，谓夏周皆是“事鬼敬神而远之”，惟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和我们在殷墟卜辞中所看到的殷人几乎天天在祭祀上帝、祖先神示自然神隻的情况一样。而周人认识到“天命靡常”（《诗·大明》），把殷人眼中上帝祖先鬼神偏袒子孙的观念矫正过来了，《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之语说：
    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正是周初统治者反思尊神敬鬼的殷人骤然亡国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成果。并由此产生了人道观念、俭朴精神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无逸》中周公要求周之子孙应“先知稼穑之艰难”，居于统治上层应“知小人之依（隐情）”；不可“盘于游田”，不可“酗于酒德”，不可“乱罚无罪，杀无辜”；应该宽大为怀，“宽绰厥心”。《召诰》曰“肆惟王疾（亟）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公主张以“敬德”来祈天保命。
    殷末周初姬周统治集团的文武周召等领袖人物面对着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有了新问题，才会有深入的思索；有了深入的思索，才会有一个新的思想突破。于是，西周时期所提出的“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用保×民”的敬德保民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此则为后来的孔子儒家所继承并成为中国枢轴时代的主要命题。
    孔子虽相信天命，自认为他“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但也极少谈论“天命”、“天道”。子贡就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他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天道和鬼神：“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继承了殷末周初姬周统治集团重人事而轻天命鬼神的思想：“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到中国文化枢轴时代的晚期荀子时代，又从周初及孔子重德轻天的观念发展到“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以此则可见先秦有关天命神权观的一个发展历程，商代：尊天命祀鬼神→殷末周初姬周统治集团文武周召到孔子：重德轻天，重民轻神→荀子：制天命而用之。
    雅斯贝斯认为中国文化的枢轴转折点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孔子则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最关键的思想家，是枢轴时代的中心人物。〔15〕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所提出的思想观点以及许多命题，都是诸子所争论辩难、或赞成或反对的热点话题。但是孔子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他的主要事业是认真总结继承前代的礼制、道德观念及文化遗产。他所憧憬向往的时代主要是西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所崇拜的偶像是周公，甚至做梦梦不见周公则认为是他衰老的标志、人生的遗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史记·周本纪》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而孔子也醉心于礼乐制度，这大概就是他十分崇拜周公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窥知孔子思想的来源。
    孔子所关注的德治、孝道、礼仪等级、天命等问题，在《尚书》、《诗经》的《大雅》、《周颂》以及西周金文中都出现了。现代学者皆云“仁”是孔子的创造，因为在西周时期的文献及金文中还未见“仁”字。但是，“仁者，人也”。《说文》小篆“仁”字从人从二，此“二”在甲骨金文的古文字系统中是重文符号，不是“一二三”数目中的“二”。因此，此“仁”即“人人”，前一“人”即古汉语语法的名词意动用法，其义是“把人看作人”。此应为“仁”字本义，“仁”的其他义项都是在此基础上引伸出来的。这就是说“仁”字的本义就是一种人道思想观念。而人道观念则在西周时期便出现了，而且确实多出自周公之口，是《书》《诗》经常诏诰咏叹的话题。特别是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人在知政前应“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他明确地反对“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他主张以一种宽大为怀、勇于改正错误的态度去对待怨恨、詈骂自己的“小人”：“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骂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这就是说：有人告诉你：“小民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就应诚恐诚惶地去崇敬并修炼美好的品德。对自己的过错，不仅不敢含怒，而且应坦率地说：“我的过错，的确像那样。”特别是周公在《无逸》中告诉后人要以文王作为榜样，像文王那样，“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培养美好、柔和的品德，关心保护小民，使鳏寡孤独的老人受到恩惠。这正是一种人道观念。
    孔子的“仁”是“爱人”，“仁者，人也”，就是把人看作人。那么周公时代所主张的了解“小人”的隐情，以平等态度待人，“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等，可以说就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不见“仁”字的仁德思想后来为孔子所继承，并明确地用“仁”字来表达。因此，我们不能说西周还没有“仁”字，就没有仁德思想观念。
    其实，最早看到影响并主导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的孔子儒家和周初周公等政治家师承关系的是梁漱溟。他在1949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征称之为“周孔教化”，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梁氏说道：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16〕梁先生指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形成的因素中“周孔之力最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现在谈论孔子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作用，不能不首先肯定周公等人的历史功绩，不能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周初周公等人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孔子只是继承和宣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