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界纷纷总结本世纪学术发展的成就和不足。就历史学而言，新中国的史学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过不少的教训。实践证明，能否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对于促进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意义重大。请你就这个问题谈点意见。
    苏双碧（以下简称苏）：历史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必须提倡百家争鸣，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在封建社会，当封建专制主义加强以后，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便受到限制。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凡是各个学派思想比较活跃，争鸣气氛比较浓厚时，学术、文化便比较繁荣；凡是思想被禁锢尤其是大兴文字狱之时，学术、文化的生机就受到扼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基本方针，这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确立这一方针，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科学和文化。拿历史学来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通过争鸣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十年动乱结束后，史学界之所以能够一扫沉闷压抑的空气，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无不与重新确立“双百”方针有关。例如，在史论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关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理论与史料的关系等等；在历史事件方面，如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评价、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立宪派的历史作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等；至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范围就更广泛了，如孔子、秦始皇、武则天、朱元璋、洪秀全等等，特别是近代史上长期被认为是不好讨论的历史人物如左宗棠、曾国藩、陈独秀、胡适等，也都进行了新的评价和争鸣。学术讨论必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加以充分的研究，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各门科学包括历史科学才能更好地发展，特别是这些学科自身的理论，也才能得以发展。例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历史研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精辟的论断，这些论断对于指导我们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详细地占有各种材料，不去研究他人的不同意见，不去实行百家争鸣，光靠背诵几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教条式地加以套用，这对发展历史科学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记者：从提出“双百”方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这个方针没能得到很好贯彻，请你谈谈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苏：党中央1956年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提出来，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20年。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经验教训非常丰富，值得认真总结。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术争鸣不要轻易扣上阶级斗争性质的帽子。过去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双百”方针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冲击。百家争鸣开始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争鸣者有“百家”之称，反映出学术争鸣的气氛和自由讨论的氛围。后来把它归结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争鸣者的学术观点，变成了代表阶级利益的观点，这就大大束缚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益的条件。一般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学术争鸣，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学术更多地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活动。各种学术特别是在开拓领域方面需要新的学术建树。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术争鸣不能轻易地归结为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占有材料的多寡等因素造成的，它并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不能简单化地把某一种学术观点说成是无产阶级观点，而把另一种学术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术争论，尽管观点有所不同，但绝大多数论者立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探索真理、繁荣学术的。这种学术观点的差别，可以通过、也只能通过深入研究和百家争鸣来解决。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用强力批判的办法是不能解决学术上的分歧的。搞学术批判，往往把人批倒了，而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学术观点依然如故，其结果是学术工作者受到伤害，学术不能发展。因此，学术问题决不能用大批判的办法来解决，学术观点的差异，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用摆事实，或用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要轻易地说成是不同的立场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把不同的学术观点看成是不同的立场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观点，不仅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常常会无法说清楚的。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说这些因素不会对社会主义学术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些错误的影响大多是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的。
    第二，学术研究不能赶时髦。十年动乱中，有一种坏风气，叫做“听风”。所谓听风，就是打听上层领导人物有什么新的谈话精神，关于对某个历史人物哪位领导又发表了什么意见，有什么新的说法，等等。有的人一打听到这方面的情况，也不管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就把领导人的意见当成结论，写文章去打击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是一个要下苦工夫的过程。不去下苦工夫搜集整理资料，不去下苦工夫分析提炼观点，很难写出像样的论文，更谈不上发现什么“规律”了。靠听风、赶时髦来搞学术研究，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怀着一种投机心理，到头来只能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败坏自己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