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为商讨如何应付时局，乃召开最高干部会议。9月17日，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至麟等奉系军政要员50余人，齐集边防长官公署大楼会商终日。（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52-553页。）翌日，张学良即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南京）措置”。（注：《和平通电》（1930年9月18日）， 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17页。）
    张学良的和平通电给北平扩大会议暨国民政府带来莫大冲击，也令阎、汪等人错愕。汪精卫于19日即致电张学良，条陈祛除内战、息兵弭争的四项意见：开国民会议；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约法；剿共防匪。（注：《汪兆铭致张学良电》（1930年9月19日）， 载《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9-2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总第2840页。）
    与此同时，汪精卫与阎、冯电商，决定要一致奋斗到底，如时局恶化即前往太原、西安。（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62页。）9月19日下午7时许， 汪等诸位扩大会议委员商议决定：除部分委员赴天津外，扩大会议移往太原。24日，阎、汪等决议，推刘守中、赵丕廉、商震等在太原领导扩大会议职员及各级党部积极工作。（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 19-2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总第2841-2842页。）阎、 汪等一方面在太原恢复扩大会议，另一方面仍对张学良东北军有所期待。当时仍有人认为奉军主和并非拥蒋（注：《贞致贺庸达电》（ 1930年9月30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甚至以东北军入关系有利于北方之举（注：《张笃伦致石嵩生电》（1930年9月22日）， 《阎档·各方往来电文》。），阎、汪等人则寄望于入关后的东北军与蒋军产生磨擦（注：《宋英仲致汪兆铭电》（1930年9月28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汪精卫等人的期望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入关的东北军系和平接收，并未诉诸武力（注：由于学忠致王靖国的一封电文可资证明，该电文云：“王军长治安兄勋鉴：久闻声威，中（忠）心倾向，敝军此次接防河北，旨在倡导和平，对于各方均持友善态度，谅邀明言。顷奉东北张司令长官电令，着派一旅开赴保定接防等因，刻正准备不日即可出发，除电商会及各法团查（？）照，俾免误会外，特先奉闻，即祈察照见复为幸。弟于学忠叩寝。”见《于学忠致王靖国电》（1930年9月2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张学良未就任南京政府所委任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6 月20日议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张氏谦辞未就，虽经蒋介石多次电催就任，仍一再婉拒。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 仍未就任副总司令职，直到10月9日才宣誓就职。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91、634页。）。因此，阎、汪等对奉张主忍让，对宁蒋主坚持。（注：《程汝怀致李宗仁电》（1930年10月2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此外，汪精卫邀集四川驻太原代表，要求尽速解决刘湘，便于出兵。（注：《谢勷致田颂尧电》（1930年9 月2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由上述可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后，阎、冯、汪、李等仍继续一致奋斗，务求倒蒋。在军事上，寄望于东北、四川；在党务上，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办公。随着时局变化，蒋军相继克服开封、郑州，10月10日洛阳守军葛云龙自愿服从南京中央，听候点验移防。（注：《杨虎城致蒋中正电》（1930年10月10日），《蒋档·特交文卷·亲批文件》（13），台北“国史馆”藏，总编号875。）孙连仲、 鹿锺麟等亦相继归顺南京，阎、冯联军已不可为，汪精卫等扩大会议委员仍积极致力于制定约法草案。汪精卫曾对报界发表谈话云：“余在北平及石（家）庄、郑州、太原屡次郑重说明，无论军事变化若何，吾人党务政治之主张，必得绝对胜利。即个人独裁必须打破，民主政治必须实现，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制定颁布是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10-1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总第2883页。 ）基于“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制定颁布”，移至太原的扩大会议照常召开；10月18日，通过《国民会议筹备条例》10条（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 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7页。），10月27日，完成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5-2906页。《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条文内容，可参阅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382-409页。 ），后世称之为“太原约法”。
    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并公诸报端，宣言以三个月为限，征求全国人民意见及批评。11月1日， 《大公报》即针对该草案发表一篇社评，指出就“立法技术”与“实用”两方面而言，《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其缺憾和不足处；但就“理论”而言，则具备五项优点。（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 ）其中有关“中央地方之权限”云：“中央用列举法，地方取概括主义，并依建国大纲，许省制省宪，足为集权分权之政争，消弭不少之祸源”；关于“国防军队用渐进方式”云：“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驻防以国防地带为限，省除地方警备队外，不得自治军队、及自办军官学校、与军械制造厂，一扫国军私有之根蒂”。（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 日《大公报》。）《大公报》的社评并于文末提到：“吾人认该项草案至少足备现在将来讲学立法时之一种参考。国府当局近年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注：《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宪法学者陈茹玄， 于评述扩大会议之《约法草案》时亦曾云：“虽以扩大会议之失败，而不克实现，然其《草案》，固有足称述者”，如个人自由权利之规定、中央地方权力之范围及教育制度等。（注：陈茹玄：《中国宪法史》， 台北， 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187页。）雷啸岑也认为：《太原约法草案》较合乎现代要求，即如1947年施行之《宪法》亦未必优于《太原约法草案》。（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71页。 ）足见无论是当时或后世学者，均给予扩大会议之《中华民国约法草案》颇高的评价。
    扩大会议，因东北军入关由北平移至太原，又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告停会解散，但其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主张确为南京蒋介石所赞同。1930年10月3日，蒋于前线兰封军次， 即电请南京中央党部召集国民会议，他说：“亟当于讨逆军事结束之余，谋副全国人民之期望。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3-9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0期，总第2867页。）上述这段引言， 正是扩大会议诸公已争得“千秋之名”的最佳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