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 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纵横捭阖的外交家，有思想深邃的理论家。他们大多是中央各部委及省级的主要领导，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大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经过了革命战争的洗礼。这些人是中国革命的脊梁，没有他们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就不可能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他们大都是职业革命家，多半是脱下军装的军事将领，有丰富的军事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中恰恰缺乏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实事求是地讲，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政治性强，立场坚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但就其知识结构来看，的确缺乏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以这些经济知识相对匮乏、对现代化大生产了解不够的人充任经济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无疑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毛泽东本人对这届中央委员会也流露出不满情绪：“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作为党的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缺乏全面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人才，这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种人才是背道而驰的，也与党提出的“向科学进军”、“向自然开战”是相悖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党的领袖们忧心忡忡，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中央委员会里缺乏知识分子和懂经济建设的人才，这势必导致在执行八大的路线时，由于既缺少科技力量做支撑又不能很好地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发生违背八大路线或因力不从心偏离八大的正确建设方针的情况。
    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毛泽东曾讲过：就我党的主要成分来看“是无产阶级和过去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这种结构也会影响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经过战争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仍时不时地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来。小农意识的重热情，轻规律，急躁冒进思想，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迅速膨胀，他们以为单凭热情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因而不那么尊重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八大以后，中央主要领导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的发展，正好迎合了那些带有小农意识的中央委员们，而他们积极响应及某些人的推波助澜又反过来感染和影响了党的主要领导人。这种不良的互相感染及循环运动，势必导致“左”的浮泛。因而八大确立的“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很容易动摇和改变，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
    再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这批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军队里养成了对上级忠诚和强烈的纪律感，他们惯于接受上级领导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是省、地、县级干部的老领导、老上级，也惯于以命令的方式向下级发出指令。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在具体贯彻执行八大路线方针时，不分条件和时间，只要上面有什么号召、指示，下面就大力推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建设会变成群众运动了。此外，军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服从权威和迷信上级。他们敬仰、尊重、服从中央和毛泽东，特别是对毛泽东，他们有时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服从毛泽东就是服从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被绝对地贯彻：毛泽东认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认识马上被全党所接受，八大的正确判断“我们国内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马上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全党“跃进”，全民“跃进”；还有毛泽东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右倾、反党内“走资派”、反修防修等主张无一例外地被全盘认可。后来的“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观念盛行，虽是阴谋家、别有用心之人的阿谀之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包括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荒谬的论调岂可盛行？当然，这并不表明八届中央委员会没有是非判断能力，只是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贯正确，所以后来有位党的高级干部在检讨时说：只要毛主席在思考，全党就不思考。
    综上所述，一方面，从总体上讲，可以说第八届中委是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事实上，第八届中委在领导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作出了极富成果的贡献，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了许多科学的决策和富有创见性的探索，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贯彻到底，但它为以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迪，许多内容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并非最佳结构，其中毕竟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对此不能苛求。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只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长期的革命战争，使加入革命队伍的是那些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具有高度觉悟的工人阶级、为求翻身做主的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风历雨，逐步锻炼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先锋战士。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关头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中一部分精英分子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但长期的战争环境又使他们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专门知识。建国后，我们只有依靠现有的这些革命者搞建设，他们脱下军装，深入一线，去从事他们很不熟悉的经济建设，边探索边学习。由于是“将军管经济”，虽然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经济建设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显然并不比指挥打仗更容易。历史的条件决定了历史只能这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