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50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共产党因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如日中天。人们崇拜英雄，敬重那些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英雄们昔日的光环尚在。所以，当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第八届中委只选“三八式”以前的老干部时，党的代表们毫不犹豫地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托付给了他们尊敬、信赖的老领导、老上级。
    对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我们不能苛求，因为历史只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些条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位中委都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专门人才。事实上毛泽东也曾讲过：“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注：《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7页。）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深刻的。
    三、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结构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党的领导核心机关和决策机关，政治局成员的构成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与否。党的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共17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精英，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客观地讲，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从威望，以及领导水平来讲都是众望所归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使他们被公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引路人，这也反映了全党是尊重他们和信任他们的。从政治上讲，这个政治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保证，但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应承担的责任看，还存在一些遗憾。
    首先，政治局委员们的经济知识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作为党的主席和对重大事情有最终决定权的毛泽东曾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4页。）此外，刘少奇主管党务工作，对经济建设相对过问得少一些；朱德戎马一生，对经济建设也不太在行；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由地方进入中央不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在政治局里面，只有周恩来、 陈云是全面主管经济的，他们对经济比较懂，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比较短，又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对于如何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也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政治局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不多的几位同志也具备一些经济知识和经济经验，除他们之外的领导人，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知识更少一些。因此可以说，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懂经济的占较小的比例。另外，政治局委员们经济建设的经验也有限，他们之中有些人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积累了少许的经验外，对现代化大生产的知识和规律知之甚少。所以，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的指挥机关，政治局的组织、指挥、协调、规划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势必影响八大路线的行之有效的推行。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大路线在贯彻时会走样，甚至中断。
    其次，政治局委员的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也有些不利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曾讲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搞经济建设就不如炮击金门那样得心应手？这固然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规律还不熟悉，没有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将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相类比，以为经济建设也像战争一样，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决出胜负。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以指挥战争的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这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人在党内大有人在。就连毛泽东有时也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曾说过：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建设比打仗更难？而且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企图依靠一两次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就会改变我国的面貌：“超英赶美”一声令下，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万马奔腾；人民公社化运动，举国风行。以这种突击式的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固然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轻视经济规律的行为，必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的后果是大倒退，“共产风”的结果是人心的恐慌和全民的贫困。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本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使政治局委员们意想不到的是以往的经验却成为今天经济建设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