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现代化理论家们几乎都认为，世俗化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缘由无疑在于，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不可能不涉及它，或者受它的干预，或者对它发起冲击。世俗化运动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但是，文艺复兴并未在组织和制度层面解决世俗化问题，这方面的斗争仍延续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本文试图以英法两国为例，从民族国家政权同宗教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世俗化过程及其特征。
    一、专制王权的兴起和民族教会的建立
    宗教的冲突和斗争由来已久。基督教在其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曾经历过种种斗争，如同犹太教、地中海周围各族土著宗教的斗争，反对罗马帝国统治集团迫害的斗争，同世俗势力争夺权利的斗争等等。到中世纪中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基督教也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教阶制宗教，建立起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统辖整个西欧封建社会的庞大教会体系[1]。基督教凌驾于各国君主和诸侯之上，成为封建分裂割据局面中精神和组织上唯一的统一力量。
    到了15、16世纪，宗教斗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由于城市的复兴和商业的繁荣，作为资产阶级先驱的市民等级壮大了；货币关系渗入到农村，使农奴制度开始瓦解；在混乱如麻的封建附庸关系中，王权崛兴起来，近代意义的民族正在形成。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2] 正如民族的形成要面临对内制止分裂、对外排除干扰的统一和独立的双重任务一样，王权也须进行两方面的斗争，即对内镇压封建割据势力，对外摆脱异族势力，首先是罗马教皇的干预。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且又感到需要民族统一，王权便以各种方式同居高临下的教皇权力作抗争，这种斗争在欧洲大陆上曾经普遍出现过。
    15世纪末期，由阿拉贡和卡斯梯尔联盟建立的西班牙王国，推翻了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阿拉伯人的统治。它在继续统一全国的同时，接过天主教旗帜，用天主教法庭残酷镇压国内的异端宗派及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并以传播天主教的名义争夺欧洲霸权和从事海外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对西班牙的君主专横感到束手无策，只得听任自行其是，且不得不经常为维护教廷利益向它的世俗权威乞求庇护。
    俄罗斯在驱逐鞑靼人为时约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同时，乘拜占庭帝国遭受奥斯曼土耳其人打击而衰落之机，于1446年第一次由国内东正教主教们选出了自己的大主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大公们开始自称沙皇，并宣布莫斯科为继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到16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独立地位获得君士坦丁堡的承认，教会首脑的头衔也升格为大教长。
    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3]。但那里发生了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所引发的宗教战争给中欧造成了长期分裂的可悲结局。然而，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局面，承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在部分地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新教的传播在荷兰和英格兰结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就西欧而言，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力量，要求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民族教会，维护国王对本国教会的管辖权，特别是主教授职权。英法两国的斗争尤为突出。两国都有各自的斗争传统，英国称为安立甘主义（Anglicanism），法国称为加利康主义（Gallicanisme）。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阿维尼翁教皇所持的偏袒法国的态度，刺激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约翰·威克里夫（约1329-1384）首先发难，猛烈抨击教皇，认为教皇是反基督的，不能作为教会的首脑；主张没收教产，建立脱离教皇管辖的英国国教。他和他的信徒翻译了第一部英语圣经，即“威克里夫圣经”。英国国会也从14世纪中叶起连续颁布“有禄圣职铨叙法”（Statute of provisors）和“蔑视王权警告法”（Statutes of praemunire），限制教皇对英国教会的权力，处罚蔑视国教而支持教皇权力的行为。到16世纪上半叶，终于导致英国教会同罗马天主教的决裂。亨利八世（1509-1547）通过国会使此举合法化，并于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宣布英王为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1536年和1538年颁布“修道院取缔法”，没收了大批天主教会教产。经过爱德华六世（1547-1553）和“血腥的玛丽”（1553-1558）在位时期的反复，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英国国教地位被确定下来。1559年重申“至尊法案”，通过了“宗教划一法”，改定了“第二爱德华祈祷书”。1563年公布了“39信条”（公布时其中关于圣餐的第29条暂时删去），规定了英国国教的信条和礼仪。1588年击败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王国企图入侵英国的“无敌舰队”。于是，一个由世俗王权决定宗教事务的民族教会（安立甘教会，或称圣公会）形成了。尽管其教义和礼仪与天主教差别不大，带有新旧教折衷的性质，但终究排除了罗马教廷对世俗权力的干预。
    早在13、14世纪之交，处于战争状态的英、法双方为了筹集军费，都曾向教士征税，遭到教皇反对。卜尼法斯八世于1302年颁布训谕强调教皇权力至上，使冲突激化。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用武力将教皇俘虏。斗争结果，罗马教廷迁至阿维尼翁，成了法国国王的阶下囚（1305-1378年）。接踵而来的是“教会大分裂”（1378-1417），同时出现两个以至三个教皇，互相都把对方革出教门，因而使教廷的权力和威望急剧下降。继而召开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宣布宗教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其理论成了法国国王查理七世（1422-1461）借以维护王权的依据之一。1438年，由法国主教会议出面公布了“布尔日国事诏书”（Pragmatique Sanction deBourges），宣称法国教会有权管理法国的全部教产，否认教皇对法国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授职权。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达成妥协，签订“波洛尼亚教务专约”，规定给予法国国王以提名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权力，又给教皇保留批准权和特别任命权。在法国专制王权达到顶峰的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于1682年颁布了“加利康四信条”。它以法国主教会议的名义宣布：在世俗事务上王权独立，不受教皇干预；宗教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国王和主教会议可以限制教皇在法国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力；教皇的训谕不是无误的，除非经宗教会议批准。尽管这四条没有得到罗马方面的认可，且争执不休，但它是加利康主义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达。
    英法两国在这一阶段宗教斗争的结果，都大大削弱或排除了罗马教廷对本国教会和宗教事务的干涉，从而基本上建立了各自的民族教会。两国的这场宗教斗争都没有波及下层群众，都采取了依靠王权的形式，因而也都没有在教义和礼仪方面作重大变动。法国仍然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原貌，英国也照旧实行主教制，只是抹去了特别明显的罗马教色彩（如使用拉丁文、秘密忏悔、教士独身、效忠教皇等）和添加上一点新教色彩（如准许俗人在圣餐中同时领受面饼和酒）。这场斗争的最重大成果不在于教义和礼仪的变化，而在于教会性质的改变。此后两国的教会都具有明显的国家至上主义（Erastianism）的性质。既然英国国王是国教的首脑，对宗教事务拥有最高权力，可以任免主教，规定宗教信条和礼仪，那么，教会和教士就只能成为忠实贯彻政府意图的精神工具了。法国的路易十四则是典型的神权君主、王座和祭坛结合的标本。在理论上，他是上帝在人间（即法国）的代表，违反他的意志，政治上就是叛逆，宗教上就是渎神。这样，在英法两国，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皇权威被推翻了，基督教直接变成了封建专制君权的工具。因此，英法两国这场宗教斗争的意义是相同的，即在建立了民族教会，维护国家主权，首先是摧毁罗马天主教会这一“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之后，为“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4]。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四进行宗教斗争后大约一个世纪，英法两国都爆发了冲击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阶段英法两国宗教斗争的不同特点是由新教的传播引起的。当路德教派最初同罗马教皇斗争时，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斯一世的法国都谴责并镇压路德教，所以，路德教没能在英法传播开来。但当加尔文教兴起时，英法两国特殊的政治形势却使它得以传播。自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后，由于英国国教在罗马天主教同新教教义和礼仪之间摇摆不定并采取某种折衷主义的态度，从而为加尔文教的渗透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新教徒在英格兰成了国教的一翼，并使“清教徒”（Puritans）的名称得以流传。加尔文教起初在法国城镇居民中秘密传播，尽管法国的几代国王都曾企图予以镇压，但频繁的对外战争又使他们难以如愿，加上统治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积极支持，终使加尔文教发展成为“胡格诺派”（Huguenots）。
    但是，英法两国新教徒的遭遇是颇有差异的。英国国教建立后，内部仍有分歧：一派主张更多地保留天主教传统，维持教会享有较高的权威，该派被称作“高教派”（High Church）；另一派则倾向于清教， 要求彻底清除天主教色彩，特别是废除主教制，反对教会享有过高的权威，该派被称作“低教派”（Low Church）。尽管存在教派分歧，但在相当程度上不仅受到容忍，而且直到都铎王朝结束前还被视为合法。1604年汉普敦御前会议的破裂，以及詹姆士一世“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的武断行为，使教派斗争开始激化。随着斯图亚特王朝对信奉清教的新兴资产阶级实行越来越严厉的高压政策，终于使教派斗争越来越带有政治性质。这预示着未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披上宗教外衣。
    法国胡格诺派于1559年在巴黎秘密召开了全国教士大会。因法王摄政卡特琳希望天主教和新教取得妥协，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教会，故于1561年召开了有双方代表参加的“普瓦西会谈”（Colloque de Poissy）。但会谈破裂，复因政治的卷入，导致持续达三十余年的胡格诺战争（1562-1598年）。战争结束的当年，改宗天主教的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允许胡格诺派信仰和礼拜自由，允许他们保留两百个城镇的势力范围。但此令常遭违背，路易十三时（1610-1643）曾屡加镇压。路易十四时（1643-1715），出于划一宗教以利专制统治的考虑，干脆予以彻底剿灭，并于1685年颁布废除南特敕令，规定：所有新教教会须予取缔；不愿改宗的新教牧师须在两周内离开法境；新教徒子女应接受天主教洗礼。于是，数十万胡格诺教徒背井离乡，连同他们的财产和技艺，一起流向英格兰、尼德兰、德意志、瑞士和北美。新教在法国国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最低限度的宗教容忍也不复存在。路易十六虽于1787年宽容胡格诺派，但为时已晚。既然胡格诺派信徒甚少，也就排除了日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着新教旗帜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