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识分子对以西方社会风俗为主体的文明、进步社会风俗的提倡和身体力行，直接推动着我国社会风俗向现代化方向的演进
    1.以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为指导，更新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追求婚姻自由，推动我国婚恋、家庭等社会生活风俗向现代化的演进。
    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批判最深刻的是封建礼教，但讨论最热烈的还是青年人最关心的婚姻家庭问题，“我们试看上海、北京各报纸的社会新闻，每天每个报纸平均至少有两条是婚姻问题的记载。”（注：易家钺、罗敦伟：《中国家庭问题》，上海泰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2页。）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传统婚姻制度首先遭到了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和反抗。当时人们追求的婚姻自由包括男女社交的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离婚自由等方面。
    进步知识分子从人格平等的角度批驳了男女社交公开不合礼法的旧观念。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各种青年团体的组建，为男女社交的公开提供了契机。男女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共同与反动政府作斗争，五四运动后又共同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和出国留学，实际上已经打破了“男女大防”的习俗。天津学联特意实行男女合室办公，男女互相尊重，责任平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毛泽东在组建新民学会时公开征友，吸收了周敦祥、劳君展、蔡畅等19名女会员。1920年开放大学女禁，中学男女同学也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礼俗。
    有了男女社交的公开才有自由恋爱的发生。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几对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合，被人称为“五四夫妻”，新民学会中的“蔡向联盟”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已为大家所熟知。为争取婚姻自由，五四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长沙的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引起全国的关注，毛泽东连写10篇文章批判旧的婚姻制度。胡适等改编的话剧《玩偶之家》公演后，模仿娜拉出走成为流行的抗婚方式。天津觉悟社的郭隆真以智抗争更被传为佳话：成亲之日她穿上学生装到男家，向来宾发表演讲，痛斥包办婚姻，宣传婚姻自由，然后理直气壮地重返天津女师上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撼。这些都激励着五四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热情，引起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
    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还包括离婚自由。五四青年掀起的离婚热潮持续了十年之久，到20年代末才逐渐平息，受西方意识影响较大的留学生群体离婚的最多。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在女子没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情况下由男子单方面提出离婚，无异于“出妻”，因此许多人主张采取对女方负责的慎重态度。
    在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新家庭的设计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新家庭之组织，与旧家庭不同之点有三：一曰分居。二曰婚姻，成立于男女之恋爱。三曰财产，属于得产之人，以铲除依赖性”（注：邰光典、宝贞：《新家庭》，出自梅生主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版，第211页。）。易家钺在北京组织了专门研究家庭的学术团体“家庭研究社”。各地的女青年会定期召开家庭问题讨论会。这一时期出版的家庭问题的著作有27部，以家庭和婚姻问题为主的期刊有45种之多。（注：根据齐文颖主编：《中华妇女文献纵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列1910-1923年的期刊统计。）关于家庭问题的社会调查也大量展开，调查显示，随着人们家庭观念的变化，大家庭制开始解体。1922年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发起人桑格夫人来华，引起节制生育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生育观开始变化，传统的婚姻功能主要在于生育的观点被抛弃。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1922年苏州出现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育的学术团体“中华节育研究社”。
    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形成高潮，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的运动，争取女子形体解放的天足、天乳、剪发运动，以及废娼运动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这是婚姻、家庭观念变革和风俗变迁的重要前提。总之，以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指导重新确立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广大青年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婚恋、家庭社会风俗向现代化方向的演进。
    2.以西方礼仪为参照，简化传统的婚丧礼仪、社交礼仪、岁时礼仪，推动我国社会礼俗的变革。
    在反对封建礼仪的基础上，五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参照西方改革我国传统社会礼仪的趋势。我国传统婚礼要经过六种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俗称六礼，其中又有许多小的礼仪，非常烦琐。五四知识分子在否定包办婚姻的同时也否定了这些繁缛的礼仪。自由恋爱结合的自然不拘古礼。作为从包办婚姻向自主婚姻的一种过渡形式，五四时期流行一种“同意婚”：“男女相慕悦，禀告父母，请介绍人传述意见，双方许可，定期举行结婚仪式。”（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受西俗影响，结婚仪式出现了坐花车到公园、饭店、教堂举行仪式，换戒指、读颂词婚证、鞠躬等新气象的“文明婚礼”，在知识分子中间尤为流行。像孙中山、宋庆龄那样签定婚约，如蔡元培的两次征婚，以及书信订婚、登报结婚或离婚等方式也在知识分子中出现。
    丧礼的改革步伐更大。传统丧礼所体现的封建等级性、浓厚的迷信色彩、宗法观念及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孝”的观念都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批判，民主科学的观念渗入丧礼改革中。西方丧礼隆重而简朴的风格，下半旗、佩黑纱的致哀仪式为我国的丧礼改革提供了参照。1916年因黄兴和蔡锷的去世北洋政府制定了《国丧法》，后来又对有功于国家但达不到国丧标准的制定了“公丧”条例，都实行降半旗、佩黑纱、建公墓等仪式。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开追悼会。北洋政府礼制馆编定了追悼会条例，程序有：摇铃开会、奏哀乐、献花果、读祭文、行三鞠躬、演说、家属答谢等，与今天的仪式基本相同。政府对含封建迷信色彩的仪仗、停柩不葬、厚葬等陋俗进行了取缔。撰写行述介绍亡者生平，以讣告形式通知亲友或登报通告，书写遗嘱及遗嘱公证等与丧礼有关的形式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普及。
    我国传统的见面礼是跪拜礼，这种体现上下尊卑、封建等级的礼仪民国初年被否定，孙中山临时政府规定用鞠躬代替跪拜。同时，作揖、打拱、请安等见面礼逐渐被西式的握手、免冠所代替。人们在书信中的用语也由顿首、百拜等改成立正、免冠、鞠躬等。与此相关的“大人”“老爷”等封建称呼也被孙中山临时政府废除。人们纷纷改称“先生”，知识分子之间互称“某君”一度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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