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通经致用”是汉代太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教育的内容就是儒家的五经，“通经”是为了“致用”，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通过培养具有儒家思想修养的人才来为封建统治服务。公孙弘拟订了从太学选拔官吏的方案，《汉书·儒林传》载：
    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
    此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
    事实上，自汉武帝以后“三公”多是精通儒经的，如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本始三年为丞相〔15〕，匡衡因专长于鲁诗，元帝时位至丞相〔16〕，贡禹由于通经，征召做博士，官至御史大夫〔17〕，薛广德以经行位至三公〔18〕。所以《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当时社会上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19〕。太学的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学生努力求学，《汉书·夏侯胜传》载“（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这生动地反映了通经术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东汉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桓荣以研究《欧阳尚书》而世代为高官，富贵荣华，致使以前曾讥笑其读经无用的同族桓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20〕
    “通经”可以做官，是“致用”的一个方面。做官之后，又可利用经学的知识，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当时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以《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事例。
    儒学与仕途结合，使太学的教育滋生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但太学也培养造就了不少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砺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这是太学通经致用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汉书·鲍宣传》载鲍宣“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这是学以致用的显例。至东汉桓帝、灵帝时，政治腐败，宦官专权，鱼肉人民，百姓怨恨。这种现象在太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和社会上正直派名士相结合和宦官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桓帝时开始， 就不断有太学生上书请愿的事：第一次发生在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于李固、杜乔下狱，他们的门生王调、赵承等几十人上书请愿〔21〕。第二次是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因朱穆不畏权贵， 得罪宦官而入狱，太学生刘陶等几千人上书请愿，在群众的压力下，朱穆被赦免〔22〕。第三次是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发生了杜众上书请求和李云同死的事迹〔23〕。第四次是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皇甫规拒绝向宦官行贿而被捕入狱，太学生张风等三百多人请愿为他辩护，后被赦免〔24〕。太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宦官斗争的高潮集中表现在所谓党锢之祸，即两次大搜捕党人事件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不赘。
    太学通经致用的教学原则，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但是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了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又是太学通经致用的严重缺陷。
    四、学生勤奋学习与问难辩论之风气
    太学的学生称做“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常称“诸生”或称“太学生”。由于太学实行考试制度及通经入仕的利禄之路的吸引等原因，太学生的学习是十分勤奋的。
    东汉大学者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王充成为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并“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25〕。太学生的勤奋好学，还表现在他们能够克服生活的困难，坚持学习。西汉太学生倪宽，家贫无资用，靠替同学烧饭以自给〔26〕，翟方进“家世微贱”，“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27〕。东汉太学生公沙穆家贫，“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别人“赁舂”〔28〕。有些太学生能够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苦读。《后汉书·循吏传·仇览》记载仇览专心学习的故事：
    仇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
    像仇览这样的太学生还不乏其人，如魏应，“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29〕，鲁恭，“年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30〕。这种闭门读书，“不交僚党”即不拉邦结派的风气是值得称道的。
    太学生中互相问难辩论也是很好的风气。汉代太学中互相问难辩论之风首先在博士中进行。博士在讲经时，互相诘难，讨论经义是必经过程，可以说是太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朝廷征试博士经常采用辩难的办法。《汉书·朱云传》载，朱云由于能够驳难治《梁丘易》的少府五鹿充宗，而被任命为博士。这种风气的盛行，与皇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汉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诘难，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他曾多次主持各派经师公开辩论，甚至在朝会上建立了按“讲通经义”来排座次的礼仪。侍中戴凭因为善于讲辩，“重座五十余席”，并获得“解经不穷戴侍中”的评语。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亲临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名儒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不以辞长胜人”，这种既在学术上针锋相对，又在态度上谦让有礼的儒雅风度，为当时诸儒之最，受到光武帝的赏赐〔31〕。和帝时期，兼通五经的名儒鲁丕甚至认为经师讲经“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32〕。可见辩难的目的是使经义愈明。太学博士们的辩难风气也传给了太学的学生。《后汉书·逸民传·井大春》载井大春“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论井大春’。”丁鸿在太学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也以“善论难”而著称，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33〕。太学辩难的精神，是研究和发展学术所必须的，为当时培养了不少人才。
    汉代太学生除跟随博士学习之外，还可以向校外专家学习，例如郑玄在太学受业同时师事京兆第五元生，王充师事班彪，符融师事李膺〔34〕。太学生中的优秀者于《五经》之外，还研究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例如张衡“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等。……作浑天仪。……阴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35〕。崔瑗，至京师，“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家宗之”〔36〕。郑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37〕。可见太学中鼓励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因此太学中出了不少学问家和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