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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太学的学风(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张荣芳 参加讨论

三、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通经致用”是汉代太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教育的内容就是儒家的五经,“通经”是为了“致用”,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通过培养具有儒家思想修养的人才来为封建统治服务。公孙弘拟订了从太学选拔官吏的方案,《汉书·儒林传》载:
    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
    此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
    事实上,自汉武帝以后“三公”多是精通儒经的,如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本始三年为丞相〔15〕,匡衡因专长于鲁诗,元帝时位至丞相〔16〕,贡禹由于通经,征召做博士,官至御史大夫〔17〕,薛广德以经行位至三公〔18〕。所以《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当时社会上有谚语曰:“遗子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19〕。太学的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学生努力求学,《汉书·夏侯胜传》载“(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这生动地反映了通经术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东汉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桓荣以研究《欧阳尚书》而世代为高官,富贵荣华,致使以前曾讥笑其读经无用的同族桓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20〕
    “通经”可以做官,是“致用”的一个方面。做官之后,又可利用经学的知识,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当时人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到经书中去找依据,上自朝廷的封禅、巡狩、郊祀、宗庙一类大事,下至庶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官僚上朝言事、礼仪外宾,缙绅大夫待人接物、举措应对,都必须引经据典。就连皇帝的诏书,也引用经典。吏员们则用经书来代替法律,“以《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事例。
    儒学与仕途结合,使太学的教育滋生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但太学也培养造就了不少忠义之士,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直言极谏,又以儒学律己,修身砺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这是太学通经致用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汉书·鲍宣传》载鲍宣“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这是学以致用的显例。至东汉桓帝、灵帝时,政治腐败,宦官专权,鱼肉人民,百姓怨恨。这种现象在太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和社会上正直派名士相结合和宦官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桓帝时开始, 就不断有太学生上书请愿的事:第一次发生在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于李固、杜乔下狱,他们的门生王调、赵承等几十人上书请愿〔21〕。第二次是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因朱穆不畏权贵, 得罪宦官而入狱,太学生刘陶等几千人上书请愿,在群众的压力下,朱穆被赦免〔22〕。第三次是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发生了杜众上书请求和李云同死的事迹〔23〕。第四次是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皇甫规拒绝向宦官行贿而被捕入狱,太学生张风等三百多人请愿为他辩护,后被赦免〔24〕。太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宦官斗争的高潮集中表现在所谓党锢之祸,即两次大搜捕党人事件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不赘。
    太学通经致用的教学原则,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密切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中坚力量。但是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了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又是太学通经致用的严重缺陷。
    四、学生勤奋学习与问难辩论之风气
    太学的学生称做“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常称“诸生”或称“太学生”。由于太学实行考试制度及通经入仕的利禄之路的吸引等原因,太学生的学习是十分勤奋的。
    东汉大学者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王充成为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并“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25〕。太学生的勤奋好学,还表现在他们能够克服生活的困难,坚持学习。西汉太学生倪宽,家贫无资用,靠替同学烧饭以自给〔26〕,翟方进“家世微贱”,“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27〕。东汉太学生公沙穆家贫,“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别人“赁舂”〔28〕。有些太学生能够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苦读。《后汉书·循吏传·仇览》记载仇览专心学习的故事:
    仇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
    像仇览这样的太学生还不乏其人,如魏应,“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29〕,鲁恭,“年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30〕。这种闭门读书,“不交僚党”即不拉邦结派的风气是值得称道的。
    太学生中互相问难辩论也是很好的风气。汉代太学中互相问难辩论之风首先在博士中进行。博士在讲经时,互相诘难,讨论经义是必经过程,可以说是太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朝廷征试博士经常采用辩难的办法。《汉书·朱云传》载,朱云由于能够驳难治《梁丘易》的少府五鹿充宗,而被任命为博士。这种风气的盛行,与皇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汉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诘难,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他曾多次主持各派经师公开辩论,甚至在朝会上建立了按“讲通经义”来排座次的礼仪。侍中戴凭因为善于讲辩,“重座五十余席”,并获得“解经不穷戴侍中”的评语。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亲临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名儒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不以辞长胜人”,这种既在学术上针锋相对,又在态度上谦让有礼的儒雅风度,为当时诸儒之最,受到光武帝的赏赐〔31〕。和帝时期,兼通五经的名儒鲁丕甚至认为经师讲经“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32〕。可见辩难的目的是使经义愈明。太学博士们的辩难风气也传给了太学的学生。《后汉书·逸民传·井大春》载井大春“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论井大春’。”丁鸿在太学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也以“善论难”而著称,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33〕。太学辩难的精神,是研究和发展学术所必须的,为当时培养了不少人才。
    汉代太学生除跟随博士学习之外,还可以向校外专家学习,例如郑玄在太学受业同时师事京兆第五元生,王充师事班彪,符融师事李膺〔34〕。太学生中的优秀者于《五经》之外,还研究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例如张衡“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等。……作浑天仪。……阴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35〕。崔瑗,至京师,“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家宗之”〔36〕。郑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37〕。可见太学中鼓励根据个人兴趣自由研究,因此太学中出了不少学问家和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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