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县（厅）设置与地方经济文化的变迁
    府、县（厅）的设立，显然不单纯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种变革和调整，而是伴随着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一系列的变化。在经济上，土地垦殖的扩大及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来观察，明清以来边缘民族地区进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就是一个移民逐步充实、土地垦殖不断扩大、农业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这既是内地化进程的一个前提，也是一个结果。因地处农牧交汇地带，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在农牧经济此消彼长，此进彼退的交替式发展状态。
    明代青海东部地区卫所的驻设，一方面以军卫屯戍形式获得了移民充实，改变了民族构成，另一方面因屯田活动的开展，大幅提升了农业在地方经济中的比例，这也是清代青海东部地区行政变革暨内地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正因为如此，清代西宁府及所属西宁县、碾伯县、贵德厅都是以明代卫、所治所为行政中心的。府、县（厅）陆续设置后，在整体上为农业开垦及相应的移民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同时，“垦田务农，为政之本”，(17) 各级地方官府以倡导督率垦殖为职责和政绩所系，积极倡导、组织垦殖生产，更直接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是青海东部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的历史时期。其中，“番地”的增长尤为明显。所谓“番地”是雍正三年之后开始清查入册的原属少数民族耕种的土地；雍正之后，凡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垦入册的土地也多归于“番地”。雍正年间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入册“番地”近128万亩，到乾隆三十七年左右接近133万亩，新增5万多亩基本属于新辟土地。(18) 乾隆时期，巴燕戎厅的设置、大通卫改县以及丹噶尔厅的设立，都与土地垦辟、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巴燕戎厅的建立如上所述是为了加强对西宁、碾伯两县南山地区番族部落的管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督率当地的垦殖。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在《碾邑巴燕戎请设官开田议》中称：
    查得巴燕戎西距西宁郡城一百七十余里，北至碾伯县一百二十里，居中环番，地方宽广，土色亦肥。其间有可垦之地，合长四十余里，宽三四五里不等，如巴燕戎川东山沟以及阿加、胡拉、昂思多沟等处荒地，均可开垦。……番地任其番民报垦，其马厂平坦之地，原系官地，招民垦种，番汉相处，如宁、碾沿边村堡现在情形，日久相化，俱为良民。但人情喜逸，非董率不能成功。而荒土渐开，则生聚于焉日盛，不特日后完粮上仓，距县窎远，即一切民事争持，更须专员就近分剖，加意劝垦，悉心化导，始为有益。(19)
    据甘肃巡抚黄廷桂的奏疏，乾隆八年巴燕戎厅建立前夕，当地已有垦户三百余。(20) “兹试种三载，已垦摆羊戎沟荒地二十四段，囊思多沟等处荒地二十四段，频岁收成五六分至七八分不等，成效已著。”(21)
    大通卫雍正初年初设时“户口无多，耕种有余”，但至乾隆时“生齿既繁，抑且因亲及友，自内地而前往者，亦复不少。故地方虽广，多系高山旱坡，而可耕之地渐狭”。乾隆初，一些“卫属附籍之民人”就北逾大坂山赴大通协城（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以东红山嘴一带垦荒。杨应琚认为“大通一协，孤悬塞外，地土开辟，人民日聚，兵民两资，于边塞防护，更觉有益”，因此和大通卫守备孙捷“捐发子粒”，鼓励和支持汉回民人前往开荒。(22) 乾隆八年，甘肃巡抚黄廷桂请准大通“水旱可耕田地，招民垦种”。(23)
    丹噶尔原属西宁县，从乾隆九年初设简缺主薄到道光二年改设繁缺主薄，再到道光九年最终改设抚边同知暨成立丹噶尔厅，地方行政调整变化始终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乾隆九年，杨应琚在《为边口亟请添驻县佐以资治理议》中称：“自移多坝市口于此，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暨蒙古往来交易之所，最关重要，是以前将镇海营参将移驻丹噶尔，以资弹压。但今立市已久，商民杂处，良莠不一，且彼处并有应征番粮，近又于丹噶尔西南六十里之河拉库托设有营汛，以日月山定内外之界，民人渐多，开垦日广。况汉、土、夷、番，交易不无争角，以及匪窃潜踪，边隘声息，均需稽查妥办。”(24) 道光二年，“因商贾云集，事务繁杂，奏请改为繁缺主薄”，(25) 至九年，陕甘总督杨遇春“以丹噶尔海藏通商，中外咽喉，汉、番、土、回麇集，事务繁杂，奏改西宁县主薄为丹噶尔同知”。(26)
    实际上，府、县（厅）的设置，城池的修筑、官署的建立等，对于人口的聚集、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各府、县、厅治所逐渐成为当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市场也得以发育和发展。一些治所的街市、集市等甚至直接由地方官所“创设”。如西宁府暨县治“向无粮面市……乾隆四年，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知县靳梦麟因学街空阔，捐俸建铺数十楹，以为储粮、储面、交易之所”。(27) 而贵德“所治向元市集，不使银钱，军民商贾，咸称不便。经佥事杨应琚、知府刘洪绪、所千总彭馧创设。每旬以三八为期，一月六集”。(28) 循化厅城也以“临街兵房改为铺面，始立街市”。(29)
    “内地化”的行政变革对地方社会文化变迁也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府、县（厅）暨“内地化”的行政体系，以“文治”、“教化”为其施治的重要特征，所谓“置吏施教，进用文治”。(30) 而“文治”与“教化”的核心就是倡导和推行儒家思想与文化。通过儒家文治、文教的施行，使得被视为“化外”之区的边缘民族地区能够“迁改向化”，达到“王化行”、“圣教尊”的效果，从而在地方社会中确立儒家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尊君亲上”的王朝国家认同意识。“文治”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兴学施教，二是兴建坛壝祠庙，“神道设教”。兴学方面，雍、乾以降，西宁府及所属各县、厅都陆续建庙立学，延师课徒，文风初兴。乾隆时期，任职西宁道佥事的杨应琚以“学校为首务，重建泽宫，广立社学，延远方博雅之士，供诸生膏火之资。修四礼乡饮之礼，布乐舞源流之制，举宾兴之典，严考课之法，多年陶染，不惜心力”，(31) 成效相当显著。杨应琚还和西宁知府、知县等创建回民社学：“郡东关回民甚众，多习回经而不读书。乾隆十一年，佥事杨应琚、知府刘洪绪、知县陈锸创设学舍，延师教读焉。”(32) 乾隆末年，循化厅也曾在撒拉族清真寺中举办义学，但因“撒喇幼童不通汉语，而束脯无所出，临时科受业者给之，弟子既不愿，师亦不安。勉强一二年，旋废”。(33)
    坛壝祠庙的兴建是王朝国家祀典及礼制文化的展示，体现着儒家神道设教的政治文化以及忠孝节义等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很多其实也是汉族社会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据方志记载，清代这些建筑的兴建、扩建或重建，相当一部分系由官府倡率和推动，坛壝祠庙建筑基本上也都集中于府、县、厅治所，尤其以西宁府暨西宁县治所最多。(34) 坛壝祠庙也成为青海东部地区府、县、厅治所城镇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官府力量的推动之外，移民的充实本身就是文化移入的重要途径。如上所述，清代青海东部地区各县厅的设置与移民垦殖等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这不仅改变了地方经济结构，也大大改变了民族结构和地方文化。汉族移民充实的结果，不仅使汉文化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民族杂居程度的提高和族际交往的进一步密切，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甘肃新通志》谓：“至国朝王化涵濡，远被无外。今之族属僻居山边者仍其榛柸之旧。至与汉民杂住之处，庐室衣服，无或异也，婚丧庆吊，相与往来，惟女子装饰为别耳。且其子弟多送入乡塾，曩年入泮者，亦间有之。”(35) 比如，丹噶尔汉族“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甘肃）东南各府，因工商业到丹，立家室，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者。……南乡一带兔尔干各庄，有西番住屋耕田者，名曰东科尔佃户，与汉民杂居，间有读书者，土人称为‘家西番’，即熟番也。又西北乡胡丹度、巴燕附近札藏寺各庄，间杂蒙古种类，衣冠与汉民略等，土人呼曰‘王子百姓’”。(36)
    不过，在青海东部这一边缘民族区域，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因此，尽管清王朝大力推行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文治”与“教化”，但在民族社会中，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仍然不失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强固地位和广泛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移民群体中，包含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因此，由移民而形成的文化移入中也有伊斯兰教文化的成分。大通和巴燕戎两地，是清代因移民垦殖而形成的两个较大的回族聚居区。而作为“市口”的丹噶尔自雍正之后，更有数量可观的“回户”（主要是回族，也含少量“番回”即撒拉族）自狄道（临洮）、河州（临夏）及巴燕戎等地移入。(37) 道光、咸丰之际，丹噶尔“回户”已多达数千户。只是在同治“回乱”之后，清廷以丹噶尔为“西防重地，回汉时仇”，将丹噶尔回户全部迁移到西宁县境内。(38) “回户”移入后，陆续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寺坊社区，使得回族伊斯兰文化在青海东部地区影响大幅增长。这是观察清代青海东部地区行政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变迁中需要注意的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