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启超一生的智力活动，分为四时期，并认为：“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忘情国艰民瘼。”①张荫麟的“四期说”一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浦江清曾评价说：“荫麟纪念梁任公之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②在已成显学的梁启超研究中，关于第一、二、三期的论述，堪称成果坚实、名作纷呈。相比之下，关于“第四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在薄弱之中，关于梁启超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关系之研究尤为如此。尽管在绝大多数的梁启超传记中，都会提及梁启超在“第四期”与清华国学院的特殊关系及其讲学情形，但均语焉不详。常见的叙述一般如此：“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③“戊午冬出游欧洲一年，庚申春归国。自是主讲清华、南开、东南诸校，专事著述”。④“庚申春归国，专以著述讲论为业”。⑤然而，返观梁启超一生的生命与思想历程，就会发现，梁启超“第四期”的讲学与著述不仅在时间上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对青年学子亦影响深远。在时、空相交错而成的坐标轴上，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恰好可以成为“第四期”研究的凝结点。因此，我们认为，深入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不仅能较为全面反映梁启超在“第四期”的实际作为和贡献，而且还能建立一个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有效“视窗”。
    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与清华国学院其他几位导师相比，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具曲折性和特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显赫的政治声名以及备受非议的“善变”、“屡变”的思想立场和学术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比其他人更深入参与和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转型过程，而清华国学院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新生事物之一。因此，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显复杂性与多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关系及其内在过程，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从中可以透视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特点、理念、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以此为借鉴，反思当下中国的人文学术教育体制、生态及其弊端。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实证的立场，以时间演变为“述”之经，以意义阐释为“论”之纬，“述”与“论”相交织，力求在对史料的爬罗与阐析之中，呈现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人文性。
    一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在致其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提到：“我搬到清华已经五日了（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这不是梁启超第一次来清华园。事实上，梁启超与清华学校的关系由来已久，他的内心对清华园这块土地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不仅多次与清华园有过紧密接触，而且每次都留下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和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相比，显得点滴而又屑小，但它们清晰地记录着梁启超对清华乃至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思考与期待，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思想史料。因此，不仅需要仔细挖掘、梳理，也值得重新解读与阐释。
    早在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就曾应邀来到刚创办三年的清华学校演讲，他在题为“君子”的演说中，先借用《易经》乾卦与坤卦的大象彖，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并以之勉励清华学子说：“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⑥在梁启超一生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之中，这或许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演讲，但在清华园则激荡成响彻历史时空的黄钟大吕——因为清华学校后来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为校训。梁启超生命与学术中的清华园大门也由此渐渐开启。在此次演讲后不久，“是年冬（1914年）先生（指梁启超）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成。”⑦梁启超在该书的“第二自序”中叙述了这段短暂而充实的清华园生活经历：“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仍假馆于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盖十日间笔未尝停缀矣……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其校风严整活泼，为国中所希见，吾兹爱焉。故假一室著书其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⑧从中可以遥想当年梁启超心情惬意且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的情形。书成后，梁启超余兴未尽，并为赋示该校校员及诸生诗一篇，其中有几句颇值玩味，亦能概见此时梁启超心态之一斑：“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客接。箱根山一月，归装稿盈箧。（吾居东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筴，愧俸每颡泚，畏讥动魂慑，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攸玾，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⑨从诗中看来，僻静清幽的清华园，或许能让梁启超那颗奔竞躁动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栖息，使他在这里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生的进与退、沉与浮、炫丽与寂寞。也是在这一年（1914年）的12月3日，梁启超于清华学校教职员及各级长、各室长座谈会上，还就所谓“国学”问题，发表了自己见解，他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⑩梁启超对“国学”的高调宣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民初的学术界，由于西学的强势冲击而引发的对国学的价值焦虑与强劲反弹。学之“中”“西”，既是贯穿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考量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坐标。诚然，“国学”之功是否如此之巨，见仁见智，亦不应以任公之论为定谳。1914年间这一系列密切的言行，预示着梁启超与清华园之关系已找到一个良好的契合点，并透露出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情感世界的新关注点：学术和教育，而这两个关注点也渐渐成为他在“第四期”的思想关怀的主导面。
    时隔不到三年即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一次应邀来清华学校演讲，在开场白中，他愉快地回忆起两年多前假馆清华的情形：“鄙人于两年前，吾尝居此月余，与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媛，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故在此百忙中，亦不能不一来与诸君相见。”言语之中虽不免流露出沉痛的人生感慨，但也表达了对清华诸君念念不忘之情怀。此次演讲题为“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梁启超就“为人之要义；作事之要义；学问之要义”，与清华学子“以相切磋”。(11)演讲之中不仅充满长者与幼者、两个不同年龄层次、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充满着梁启超期待融入年轻生命群体的内心诉求。1920年冬，梁启超又应邀来清华学校作题为“国学小史”的讲演，此次讲演的累计时间之长，为历次之最。(12)他在《墨子学案·自叙》中对此次演讲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去年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初本拟讲十次，既乃赓续至五十次以上。讲义草藁盈尺矣。诸生屡以印行为请，顾兹稿皆每日上堂前临时信笔所写，多不自惬意。全书校定，既所未能，乃先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订以成此书。”(13)在梁启超研究中，人们常常困惑于梁启超著述体例之芜杂，这也是梁著常为时人所诟病的“缺点”之一，指责固然容易，同情之了解尤为必要。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煌煌数千万言的著述，按照体例的不同，分成不同文体的话，那么，上述的自叙就在不经意间透露了造成其著述“演讲体”与“著述体”不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事实上，《饮冰室合集》中的不少著述，未经校定就汇集成书，因此，“信笔所写”的痕迹犹宛然在目，这就难免有芜杂、粗疏之处。
    1921年间，梁启超比往年更经常应邀来清华学校讲演，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的讲演有记载的就两次，一次是题为《五千年史势鸟瞰》，尤其值得一提是另一次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演，此系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时为该校文学社诸生所做的文学讲演，(14)关于这次演讲，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亮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15)或许沉浸在演讲的酣畅淋漓之中的梁启超，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话语会如此有效催生着一个年轻人心中文学梦想的种子，尔后在岁月中花开花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梁启超除了学术讲演外，对清华学校之校政也有所评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议的冲动也是他一贯思想作风的体现，即时刻呈现在一种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深度判断的精神张力之中。如他在《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序》中写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关于本校改革发展诸问题，颇有所蕴积，原预定作一次讲演，题目‘清华学校之前途’。因搜集材料未备，且讲课太忙，迄未能发表，今因《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出版之便，述吾希望之要点如下。”文中提出五点建议：改组董事会；组建一实务性的校友会；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手；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备之大学；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十八年后赔偿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16)且不论梁启超这番话是否一厢情愿，但从这段序言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在内心对于清华学校的关注，已经从“客座”的身份感转变为“局内人”的角色意识，前瞻性地着眼于清华学校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以及追求独立自主的办学体制。角色意识的内在转换，催生了梁启超更寄望于清华教育能形成特色之路，也促使他更明确地对清华的人文教育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如1923年2月，在一次与清华学校记者谈话中，梁启超先是批评美国教育是“实利主义”，认为“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个部分的人。”而后，当谈到自己关于教育的理念时，则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关怀与理想，他说：“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毛病，然而只做一个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17)梁启超这一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对清华学校与清华国学院乃至后来形成的清华大学之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究竟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无法判断，但在今天，这段话仍然有着意味深长的启发性。
    1923年9月以后，梁启超在致友人信中就直接宣称：“下半年在清华讲学，通信请寄彼处。”(18)《清华周刊》也把梁著归入“清华作品介绍”一栏予以绍介，至此，梁启超作为“局内人”的角色定位日渐强固。这一年秋，梁启超以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最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和“群学要籍”（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同时作一些普通演讲，这些讲授和演讲均反响热烈，学生会特地通过议案，请梁启超赓续讲学。(19)尽管其时还非常川住校，活动内容亦纷杂不一，但梁启超上述这些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和学术活动有两条线索隐匿其中：一是梁启超与清华学校关系的变化过程，从游移的、客座式向相对明确的、稳定的状态逐步深化；二是每一步的深化，其主导面均围绕学术与教育而展开。
    一段崭新的历史似乎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