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4年是梁启超生命历程中情感起伏最大，也是最受折磨的一个年份。在春季，梁启超的学者生活还能一仍如旧，讲学、著述依然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从他致亲友的信中可以略见一二。如，4月16日他在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我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平均每日五六千字，甚得意”。(60)4月23日他在致张东荪等人的信中又写道：“日来因赶编讲义，每日埋头脑于其间，百事俱废，得来书，日日欲复，日日阁置”。(61)这两处信中所提到的著述一事，当指《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62)关于这一著述，他在4月23日致张元济的信中有一详细记述：“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份，现在欲在《东方杂志》先行登出（因全书总须一年后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长，大约全篇在十万以外，不审与东方编辑体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门类（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字，四、辩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八、谱谍，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十九、官书，二十、译书。）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63)《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后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为其中第13-16章，由民志书局印行出版，(64)在刊物上先发表而后收入著作之中，文字的物质载体变化了，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恰恰是梁启超某些著述成书过程的典型方式与途径。借助这一典型个案，或许可以进一步揭示为什么梁氏著述常有结构松散、甚至前后矛盾之弊，这也为学术界更深入探讨梁启超学术著述的体例与结构，提供一个更加文本化的内在视角。值得一提的是，这年7、8月间，作为中国现代历史教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梁启超对中等学校历史教育问题开始有所关注，他曾致信师范大学史地学会商国史教本问题，信中写道：“顷拟有国史教本，预备在改进社年会提出。惟鄙人于中学教授一无经验，本案不过臆述梗概，深盼本会同人一为研究，再提对案，共同讨论。……果能得一定篇可行之案，则于将来之史学运动，当有补也。”(65)此举看似平常，但其启蒙之功甚巨，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诸如此类的智识启蒙之用心，周作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弄学问的人精进不懈，自修胜业，到得铁杵磨针，功行已满，豁然贯通，便是证了声闻缘觉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书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汉，……理想的学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胜业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就是这个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不但竭尽心力著成专书，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还要分出好些工夫来，写启蒙用的入门书……此皆是大乘菩萨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66)这里所说的“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虽然周作人未列名一二，但必然包括梁启超在内。当然，在今天近乎苛酷的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生产体制之中，这种做法实为两难，但如大乘菩萨般的启蒙书之用心，确是难能之可贵。对于当今学人而言，这种学术良知的召唤，难免是一种有心无力的尴尬与焦虑。
    好景不长，从这年4月起，梁启超就因为夫人的病状，情绪时常陷入焦灼之中，影响所及，常常“心绪不宁，不能执笔。”(67)9月13日，梁夫人去世，这给梁启超的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痛苦，这种苦痛之情形，他在12月3日为北京《晨报》纪念增刊所写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一文中有较为具体之流露：“《晨报》每年纪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塊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提笔属文，非等几个月后心上的创痕平复，不敢作此想。”(68)创伤的体验需要一种宁静氛围来平复，恰在此时，曾经的清华园，正打开沉重的大门，静静迎候这位久经沧桑的“旧识”。
    五
    回顾了上述的思想与生命历程，我们有把握地说，正是家事国事、内忧外患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且处在身心俱惫之际，才促使梁启超最终选择清华国学院作为他一生志业的归宿地。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与解读，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梁启超就聘清华国学院原因的推测，相比之下，更显得合情合理，也更具有过程性的阐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梁启超为何同意就聘以及如何就聘国学院导师一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种说法是胡适推荐，如清华国学院毕业生、史学家周传儒就持这一观点，他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三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胡适主其事……越二年，清华亦成立研究院国学门。胡适推荐王海宁、梁任公为导师，继又增聘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星聚奎，盛比鹅湖。”(69)周传儒的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并为许多研究论著所吸纳。第二种说法，可以隐喻为移花接木之说，认为，梁启超与其他人本来打算在天津筹设“文化学院”，与“崇拜列宁偶像的团体相对立”，后因经费拼凑不齐没有办成。而当时的清华学校正急于要聘到“国学”教授，于是清华教授庄泽宣就与梁启超商量，“何不将此院设于清华”，双方几经磋商，“此议逐渐变化，便成立了今之国学院”，(70)对于这种说法，学术界质疑较多。第三种说法，则是折中上述两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应是清华国学院的倡议者，只是在清华国学院确立导师时，梁任公也得到胡适的推荐。(71)以上三种说法均有旁证、外证，亦均有其道理，从逻辑上也都能从一个角度合理地推导出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更应强调“本证”、“内证”，同时在论述的视野上，与其缠绕于某些说法而莫名所以，不如建立一个较长时段的视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以及在此期间他的思想与心态之变化来加以阐析，那么，不仅可以展示事件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线索，而且，哪怕蛛丝马迹也可以编织成意义之网。由此，我们从一个较具历史纵深感的视野，我们看到了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