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在热战和冷战中度过的。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终于争来了能憧憬更美好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在此世纪转换之际，我们这些从事考古学的人们，不时地出现了前瞻性思考，或禁不住要问：21世纪的考古学将会是怎样的？我们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不过，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和对今日现实的审察之中。因此，为了思考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还得从这个学科的昨天和今天谈起。限于篇幅，尤其限于个人能力，在检讨这一问题之前，我想作如下的说明：
    这里将要讨论的中国考古学，不包括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中国考古学，也不含国外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是指中国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这是一个界定。
    同时，无论是作为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的援手学科，还是被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所渗透的学科，范围都十分广大，在一般情况下，本文均不涉及。这是第二个界定。
    再次，大陆境内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进入宋元时期，而本文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限于先秦，且只作些鸟瞰。这是第三个界定。
    在此三个界定的前题下，对所拟题目，作些讨论。
    一以往走过的路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认识：
    “观察中国考古学产生以来至今的过程，可认为以下事件表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与发展的主流，它们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是1940年写成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的摘要，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刊《考古》1959年第4期）；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6.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讲演（《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
    这样，以往的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五个时期，今天正经历着它的第六个阶段。”〔1〕
    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现在，学者选择研究方向的歧异，学者之间认识的歧见、研究的深浅、水平的高低以及学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是恒见的现象。我的上述意见，没有涉及考古学史应该涉及的这些问题，讲的只是中国大陆考古学的主流对学科具有导向意义的重要实践，或对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理论揭示，而可作为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这六个阶段，是中国大陆考古学对学科内在发展逻辑的揭示过程，是学科承前启后而具有质变阶段性意义的历史演变。我对中国大陆考古学以往走过的道路的这些认识，是在1993年提出来的。距今已过去了4年，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发展仍未出现新的质的变化。我自认这些见解，尚合时宜。
    在以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我对这些作为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过一些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从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的角度，来评估那些具有考古学史分期标志的重大科学事件的意义，故未言及包含揭示后冈三叠层的殷墟发掘和包含《瓦鬲的研究》的斗鸡台的发掘。这并非忽视这两项发掘工作的意义。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一方针指导下，并由他策划的殷墟发掘，向世界展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灿烂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的基础，同时把中国考古学的发掘及研究水平推进到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斗鸡台的发掘，确立了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学分期，揭开了先周文化研究的序幕，证实了周人和商人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无论是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和对以后的学术传承产生的影响，还是从对当时史学研究的推进和确立考古学在整个史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来看，这两项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殷墟的发掘，冲破了时代的藩篱，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是仰韶村的发掘难以比拟的。
    大家知道，中国考古学者一贯认为：中国考古学是广义的中国史学的一翼。那么，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形成与发展，在这广义的中国史学中起着什么作用？占怎样的地位？它对狭义史学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这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仅大，且是动态的，实不易说清楚。我这里只能讲点个人的认识，目的是引起讨论，祈求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国的传统史学，是通过文字资料研究历史的狭义史学。金石学只是这个史学的附庸。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基于我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传统史学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随着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兴起，加快了变革传统史学的步伐，在20年代，当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演变为科玄论战的时候，中国古史领域涌现出了新的态势：一是疑古风潮的兴起；二是以仰韶村和周口店的发掘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前者侧重于“破”，后者侧重于“立”，同时对传统史学展开了勇猛的进攻，古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疑古”廓清了经籍中的关于古代的荒谬传说，使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失去了依据，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古史研究起了进步的作用，然而，却不能建设起一座真实的古史大厦。同时，“疑古”往往疑过了头，从疑经籍走到了疑人疑事，诚如杜正胜所说的“历史研究本来只能就少数留传下来的史料论证其史实，也就是据史料之‘有’而说‘有’的史事，不能因为史料不传而断定必无其事”〔2〕， 或如傅斯年所指出的“古史者，劫灰中之烬馀也。据此烬馀，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3〕。 故史学随同“疑古”步入了“迷茫”。
    而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则打破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和附以金石学的狭义历史学的治学传统，开拓了新的史学领域，导致广义史学的产生，并同“疑古”一道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至迟到30年代，在广义的史学中，考古学已成了一相对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30年代中期，考古学者已作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认识，现摘要说明如下：
    在铁器时代，对一些城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并发掘了燕下都，认识了东周城址的规模和某些城址的文化面貌。在青铜时代，除通过殷墟、辛村卫国墓地和斗鸡台的发掘，揭示出较为完整的灿烂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基础，认识商周属于不同文化的谱系，并确立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外，还开始了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并认识到除商周青铜文明外，中国境内还存在诸如辛店、寺洼、沙井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及被后来区分出来的夏家店下、上层文化这类青铜时代的遗存。于新石器时代及铜石并用时代，认识了仰韶、齐家、马厂、良渚、龙山和以昂昂溪为代表的这些相互区别的文化遗存，展开了仰韶与龙山文化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讨论。在旧石器时代，除发现在世界引起轰动的中国猿人及其遗存外，还在北京周口店和东北、内蒙古及甘肃见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墓葬及其他遗存，开始认识到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区别于欧洲，中国猿人的一些体质特征亲近于蒙古人种的事实。所有这些发现及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遗存年代序列，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与境外同时代的遗存相比，均具有自身特征，在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类似性，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普遍注目，提出了“东西夷夏说”，并在3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被广泛引证，从而使史学超出了“疑古”，走出了随“疑古”俱来的“迷茫”，依靠考古学，史学走上了重建古史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