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未来的起点
    中国考古学从未停滞在30年代。前进的路，尽管曲折、崎岖、险峻，但总有人攀登。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考古学者仍推进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无论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是于学科的理论建设以及学者个人学术素养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见的进步，完成了重建古史的基本任务。现就个人的理解，作些提要式的说明：
    （一）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化。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智人化石，已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可称为原始蒙古人种。他们的某些体质特征，例如铲形门齿，上可追溯到猿人，下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相联系。旧石器文化可分为南、北两大文化谱系，北方又可分为两个亚系统。在河北、湖南、江西及广西发现的几处超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从文化上还不能说明它们和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但可推定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同时，据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谱系差异来看，可以估定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化或演进，无疑是多元的。
    （二）基本上搞清楚了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编年，探明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与辽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谱系。它们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这些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至迟从公元前五千年起就存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交往愈益密切，以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周秦实现政治统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三）关于生产技术与经济，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下面述及的一些认识。
    其一，导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化，是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实现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同时，发明了粟或稻作农业。据有关资料及稍晚的情况推知，这类农作物在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中，仍只占很小的比重；食物的基本来源，仍依靠渔猎和采集。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乃至辽河流域的较早甚或晚至公元前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尚过着渔猎生活。无疑，可推定他们的祖先是靠渔猎生活。无疑，可推定他们的祖先是靠渔猎经济的提升，实现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可见，种植农业的出现或农业革命，不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唯一前题，同时，即使在那些发明种植农业与旧石器转化为新石器时代发生联系的居民经济中，在很长时间内，种植农业也未处于重要地位。不过，应指出的是，如果种植农业发明的意义，在发明的当时不那么显著甚至还相当微小的话，那么，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则愈益显突出其重要地位了。
    中国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占了粟作和稻作两个。在公元前六千年居民的生活中，粟作农业已占据了相当的地位。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万一两千年前，公元前四千年的稻作遗迹已被考古学家揭示出来。同时，在汉水上游及淮河流域的公元前第六千年的老官台文化及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稻壳痕迹或稻粒印痕和炭化稻谷及稻米，说明早在此时稻作农业已开始自南向北传播。
    其二，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认识了磨光、穿孔、制石及治玉工艺的演变过程。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还普通地使用打击方法制作石器，但这时期的山顶洞人，却发明了磨光、穿孔的技术，不过，只限于加工石质饰品而已。直到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中游的蛤蟆洞中，与最早陶器伴存的仍是打制石器。可见，以磨制技术加工石质生产工具的出现，很可能晚于陶器的发明。至少长江中游是这样。换言之，使用打制石器而发明了陶器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个类型。同时，被学术界列入新石器时代的河南许昌的灵井和陕西大荔的沙苑发现的既未见磨光石器，又无陶器的遗存，当属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另一种类型。看来，无论是陶器，还是磨光石器，都难以认作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
    公元前第六千纪，出现的切割石材的技术，经过不断的改进，到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线割石材技术广泛流行，双面钻孔技术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整体抛光、棱角清晰、刃口锋利及双面钻孔的石器广泛流行起来。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单面钻孔替代了双面钻孔的技术。至此，制石技术发展到了顶峰，此后，似乎再难见到如此时那样精致加工的石器了。
    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基于社会需要和制石工艺提供的技术，治玉工艺发展起来，形成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两个玉文化中心。这时期的治玉，已运用了切削、阴刻浮雕、杆钻钻孔以及旋转机械工具琢磨及抛光的技术。这样复杂的技术，导致从石匠中分化出了专门治玉的匠人。
    其三，关于制陶技术的发明与演进。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是蛤蟆洞和仙人洞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经[14]C测定， 两地陶器的年代，均为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蛤蟆洞的陶器的陶胎分层，内外表皮均作糙面，显然是以某种质地的编织物作模或范，以贴塑法制作成型的。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各地居民均以贴塑法制作陶器，到公元前六千年，长江及黄河流域出现了泥条盘筑技术，辽河流域及广大东北地区则发明了泥圈套接法制陶技术。至公元前五千年发明了陶轮，半坡文化居民在陶轮上用泥条盘筑法制作陶器，然后轮旋加工口沿，使之造型规整。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偏早，即西阴文化泉护遗址三期的居民，已用陶轮制作小型陶器了。从此，轮制陶器技术逐步推广，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轮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顺便说一下，这时期还出现了城，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应指出的是，自此包括整个公元前第三千纪，自伊洛河以下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诸文化的轮制制陶技术的普及程度及轮制技术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公元前二千纪初期前后，吴越及百粤地区出现了用高岭土制作的印纹硬陶，到商代前期，吴越地区发明的原始瓷器，已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流传开来。在轮制制陶技术普及的同时，很可能已出现了制陶的专业家族，至于从制陶匠人中分离出来的制瓷专业匠人的出现年代，显然较此晚得多，具体年代，尚待研究。
    其四，冶金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这种比治玉、制陶更复杂的工艺，已在公元前五千纪悄悄地出现了。到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义井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掌握了制铜技术，采用了冶炼、范铸和锻打及戗磨技术制作铜器。从这时始，中国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在这个时代，整体抛光、棱角清晰、刃口锋利及双面钻孔的石器流行起来，治玉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红山及良渚两个玉文化中心，轮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了，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同时，社会分工获得了纵深发展，出现了制石、制陶、治玉、冶铜等专业家族或专业匠人。聚落分化了，出现了城，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出现了贫富分化，巫师和掌握军权的王成了社会的显贵。总之，这是个继旧石器转化为新石器时代之后，伴随着技术革命飞跃发展而来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往后，历经龙山时代技术的进步，至夏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尽管目前我们只知道齐家文化经历了由纯铜发展到青铜和四坝文化东灰山居民经历砷铜到制作青铜的过程，但从夏时期不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的铜制品型制存在的差异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制铜工艺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当是多元的。夏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制铜技术水平，存在着差别。二里头文化最为先进，其次为四坝文化的火烧沟居民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再次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火烧沟居民的制铜业，在四坝文化乃至陕甘宁青地区，就其技术发展水平来说，是一孤岛。它的存在，很可能与中西文化交通有关。商文化的青铜工艺显然继承于二里头文化。青铜工艺经历了商代前期的发展，到商代后期达到了鼎盛。周人承袭了商人的青铜工艺，同时，到西周后期，掌握了制铁术。中国炼铁技术的出现，很可能缘于中西文化交流，但由于已掌握了冶炼青铜的高度发达的技艺，使这一新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创造性的发展。至春秋晚期，开始用固体还原法生产块炼铁，几乎同时发明了铸铁，战国早期出现了生铁脱炭农具，战国时期已能制作被认为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物的球状石墨可锻铸铁。铁农具的出现，使五口之家这样的个体家庭可能独立地经营农业，导致井田制之被破坏，为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的出现提供了前题。
    其五，家畜饲养与主营畜牧经济居民的出现问题。中国古代居民饲养家畜始于何时，目前仍未搞清楚。最早饲养的动物，可能是猪、狗两种，其次是鸡。至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前后，水牛、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成了饲养的动物。从目前见到的资料来看，到龙山时代甚或夏代早期，才开始养马。半坡文化时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居民的肉食的主要来源，仍然来自渔猎业。到公元前第四千纪，家畜饲养业获得了发展，此期的西阴文化居民肉食的重要来源，似乎已能依靠家畜饲养业了。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前后，甘青及东北地区的养羊业，增加了其在家畜饲养业中的比重。经夏代及商代前期的长城地带的某些居民的饲养业乃至畜牧经济发展之后，到殷墟时期，沿着长城地带自东而西便出现了主营畜牧经济，同时兼营农业的一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这些考古文化谱系观之，可知其来源有二：一是自渔猎居民转化而来。他们分布于长城地带的东部；另一是自农业居民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分布在长城地带西部。从这时期起，黄河流域的农业居民和长城地带的畜牧居民，以及长城地带牧民之间，相互长期地展开了拼杀、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张家口至大同这一地区，似乎具有三岔口地带的战略地位，是长城地带东、西部牧民之间，以及他们和黄河流域农民之间相互争夺的要地，同时，也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正是这些活动，才较广泛地沟通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而东西文化经常性、大规模的交往，则是自西汉打通西域之后的事。
    （四）基于考古学最近十多年来对宗教遗存研究的重视，使我们对宗教有了些新的认识。
    人类社会的宗教观念出现很早，山顶洞人安葬死者，在尸体上撒些赤铁矿石，便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行为。近十余年来发现的重要宗教遗存是：濮阳西水坡伴着用蚌壳铺成动物形象的墓葬，大地湾F411及其地画表现的行巫场面，福临堡的陶祖及石祖，牛河梁的“坛、庙、冢”，凌家滩M4随葬的玉质卜卦器具，反山、瑶山的祭坛和桥村H4的羊肩胛卜骨，等等。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以前，中国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宗教信仰，均还存在着一些区别。例如大汶口文化及以凌家滩M4为代表的文化，使用龟卜，桥村H4为代表的文化则用羊肩胛骨进行骨卜，而良渚文化则以“黄琮礼地”，等等。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文化交流乃至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融合，经过人们的选择，这些相异的考古学文化的宗教，便会聚起来而成为融合后的新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共同信仰。换句话讲，上述那些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的宗教遗存所反映的宗教文化，便是以后中国宗教信仰的源头之一，为后来宗教信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宗教信仰是科学不发达的产物，凡是科学占领不到的领域，往往是宗教信仰的所在。在此前题下，宗教信仰是人类所在的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辐射。自然界不仅不和谐，而且是不平等的。灾异威胁植物、动物及人类的安全，动、植物界存在着食物链，存在着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反映和认识自然界这类关系的宗教信仰，便是个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在平等的社会里产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存在着不平等，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和侍奉的神。随着人们的神观念的发展，导致神权的产生和对沟通人、神的半人半神的巫师的崇拜。前面提到的公元前五千年濮阳西水坡伴着蚌塑动物和殉人的巫师墓葬，表明在远离王权出现之前的母权制社会时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已存在神权和对巫师的崇拜。这在客观上为以后王权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环境。以后的历史发展说明，那些最初为实现权力统治的代表性人物，便是从传统思想中请出了神权，加以宣扬、扩充，演出政教合一和王权神授这类魔术，以实践他们的权力。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说过：“每个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4〕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道教出现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宗教。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是有宗教的，这就是起源很早而流传颇久的以敬天祭祖为中心的泛神教。崇拜、神化祖先，祭祖，无疑是社会和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母权制时代，产生了对女性祖先的崇拜。父权制时代的红山文化居民祀奉女神，说明其时尚未创造出与现实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男神的同时，也反映出处于母权制时代的红山文化先民已有了崇拜女祖的宗教信仰。前面述及的福临堡的陶、石祖，则是迄今见到的崇拜男性祖先的最早的宗教信仰实证。李大钊说：“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5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延续了二千余年，所以，敬天祭祖为中心的泛神教长久不衰。
    （五）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苏秉琦于1985年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讲，是他继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之后，指挥中国考古学这支乐队，演奏出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为主题的又一出新的交响乐，启动了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道路的列车，使中国考古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进入了黄金时代。从此，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使那些怀有成见或持异见的人也卷了进来。这一课题的讨论，正在向纵深发展，迄今取得的成果是：
    其一，明确了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不同含义，认识两者既存在区别，又有着联系。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6〕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同义语的观点， 已基本上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明形成的标志的认识上。有的学者认定城市、文字、金属器和仪礼性建筑，并以这些要素的综合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已被公认的几个原生的文明古国各自都不同时具备这些要素，所以难以依此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问题。另外一些学者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提出“当祀与戎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这职业，发展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并且已被从事这职业的人予以控制的时候，便进入到国家的阶段”〔7〕的认识，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文明起源是文明形成之前诸文明要素的孕育过程，故需在前国家或文明形成之前的社会中，求索文明的起源。
    其二，关于文明形成于何时的问题，已突破了形成于夏代说，有些学者认为形成于龙山时代，有些学者认为更早，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的良渚文化和同期即半坡遗址四期的黄河流域及长江中游的其他诸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文明起源及形成的不均衡性和“满天星斗”说，已基本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其三，苏秉琦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不同道路或模式，中国同中国以外的世界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可区分为“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认为面向海洋和欧亚大陆的“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是相互衔接的〔8〕。这些认识，虽有待深入论证， 却是发人深思的。
    其四，关于古代文明社会的性质与发展阶段的问题，除有人坚持奴隶制社会说外，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未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杜正胜和日知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城邦制〔9〕， 苏秉琦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育于发达的古文化，而经过“古城”、“古国”、“方国”，进入到秦汉帝国，论证了从文化的多元一体到政治上多元一统的发展过程〔10〕，而我则认为：包括西周在内的以前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井田制）、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这些内涵的损益及其形成的结构，表现出这时期社会的阶段性变化”〔11〕，而将其区分为半坡四期文化及其稍后时期，龙山时期或其后段，夏商时期和西周的四个阶段。
    以上仅从重建古史角度检讨了我国考古学，尤其是它最近2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据此可知，考古学在改变自身面貌的同时，也使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研究的状况为之一新。可以说我国考古学已成为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支柱。
    至于考古学渗透于自然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科技参与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说明考古学已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的最重要的学科。关于这些以及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步，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