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未来的希望与预测
    我们已检讨了这学科的历史与现状。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层位学及类型学的实践与理论，处于世界最高的水平。为了对未来中国考古学提些希望，我们于此仍需对这学科本身的局限性作点讨论。
    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存在着天生铸就的和受制于一定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性。考古学是揭示、研究古代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据此探讨人们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历史学科。由于考古学遗存是物质的，就难以研究人们非物质的，需要以文字、语言所表述的那些活动，只能探讨人们于物质的及其能体现的精神方面的活动内容，同时，目前的学科手段也难以确切地了解遗存所在的时、空，不能准确地说明留下遗存的那些人们当时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的环境。只有如实地承认考古学的局限性，并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是天生铸就的，哪些是受制于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但能依靠科学的不断发展而突破的，我们才能避免把考古学研究当作艺术的自由创作，避免幻想，才能对未来的考古学提出切实的希望，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
    这里对今后一二十年中的中国考古学，提出如下几点希望：
    （一）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中国考古学现状存在如下四个不平衡，即：地区不平衡；同一地区对不同年代或文化遗存的研究不平衡；同期或同文化的遗存类型的研究不平衡；同类型遗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状态，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对此试作如下说明：
    其一，地区不平衡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仍以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先进，西南及新疆相对落后，其他地区处于两者之间。这是就大地区而言。这类地区的不平衡，还可以细分之，如西南诸省之间的考古学研究又存在不平衡，在一省之内还存在地区或河流之间的不平衡，即使在考古学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陕西省的考古工作就存在渭河流域、汉水流域和陕北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等。
    其二，同一地区的不同年代或文化遗存的研究的不平衡。后进地区不必说，即使先进地区也广泛存在这类不平衡，例如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研究不如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的研究又不如龙山文化；从后冈发现以后，河南省境内的龙山时代的遗存已发现了66年，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说不清楚河南省境内有几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以及它们分布的范围如何？等等。
    其三，最后，再谈谈同期或同文化的遗存类型研究和同类型遗存研究的水平的不平衡问题。住地和墓地是任何同期或同文化遗存的基本类型。在这方面，只有半坡文化的住地和墓地都同时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至于其他同期或同文化遗存，往往不是仅仅揭示或主要研究了墓地，就是只研究了住址。而红山文化在注重宗教遗存研究的同时，却又忽视了住址和普通墓地的研究。其结果是使我们难以全面把握同期或同一文化的内涵。同类型遗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也是广泛存在的。如同一类型的墓地，有的不仅搞清了分期，还明白了它的布局，探讨了其时的社会制度，有的则不甚了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260 座东周墓葬，虽不能搞清楚这些墓葬所属的墓地，但苏秉琦却在对这些墓葬作了分型、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周社会的变化。然而，后此发掘的同时期墓地或墓葬的研究，都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科学发展无止境。在解决旧的不平衡的同时，又将出现新的不平衡。不平衡永远存在。如果我们以现今先进水平为标准，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把以上提出的几个不平衡问题解决了，中国考古学将出现崭新的局面。
    （二）两步并成一步走。所谓两步，是指“区、系、类型研究”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这两个课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前者是苏秉琦于1975年提出来的，后者则是他在1985年提出来的课题。这两个课题的提出为何存在着先后，自然与其时考古学发展水平有关。然而，自这两个课题提出来以后至今仍未解决或未基本解决考古学文化序列或谱系的那些地区，对这两个课题的探讨，可不必机械地仍旧分作两步走，应两步并成一步走。这样才能赶超先进地区。
    两步并成一步走，不仅是出于需要，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解决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这类问题的研究，只用打一、二条探沟，甚至沿遗址的断崖切出适当的剖面的小规模发掘，就可以达到目的。例如苏秉琦在50年代初用清理断崖的办法，就探明了分布于渭河流域的西阴文化、客省庄文化和西周文化的先后顺序。解决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则需对考古学遗址做大规模的发掘，甚至全面的揭露。由于两者所需工作规模不同，加之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必定分布在一定地区，而这地区内的某些小区域的文化分布及结构状况，往往是其所在地区文化分布及结构的缩影，这就使我们能在选择一探索文明起源或形成的遗址或墓地并进行全面揭露的同时，对这小区域内的遗存进行调查和试掘，以了解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这种将“区、系、类型”和“文明起源与形成”结合起来做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也完全适合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1958～1959年的配合黄河水库工程中，我们在大规模和全面揭示泉护村遗址及元君庙墓地的同时，对渭南、华县作了较仔细的调查与试掘，结果除了探明了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制度，也基本上搞清楚了这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
    （三）开展聚落群的研究，探讨聚落与聚落群的变异。聚落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传统，80年代以来，聚落考古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聚落群的研究，似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揭示聚落同期诸单位的布局，是聚落考古的基本追求。这里所说的同期，最好不是依类型学确定的同一时期，而是据层位学断定的同一地面。聚落群的研究，则是在探明聚落的前题下，探讨同一文化的同时期聚落分布及聚落间的关系，并据此求索由住居于一定数量聚落中的共同体组成的社群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这是进行聚落群研究的目的。
    认定聚落群共时，是搞好聚落群考古的关键。这对三代及其以前的考古学来讲，比起探明聚落内诸单位同期更难。确定聚落共时的最可靠的证据，是聚落间交往的物件和交通聚落间的道路。这类证据很难被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了下来，也不易被发现或难以做工作。目前主要是依据碳十四测年和类型学研究，以确认聚落的共时。前者机率过小，不易认定被研究的聚落是否真实共时；后者虽可靠一些，但在类型学确定的期别中，有的期别的年代较长，据此定为共时的聚落，有的实非共时。这是从事聚落群考古时必须注意的。搞清楚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和同一谱系的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聚落与聚落群，就明白了它们的空间变异和时序变迁。聚落形态、内涵、结构与布局和人们所在社会的经济、人际关系及意识形态乃至生态环境，均存在密切联系，故聚落与聚落群的研究，能从整体上把握一聚落居民社会经济、文化，人际及人与生态环境，同一文化同时期居民社群的关系以及同一文化或同谱系的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居民社会的历史变化，不同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的生态环境、社会现象及社会结构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聚落群研究的作用及意义如此重要，故对透物见人、研究历史为目标的中国考古学来说，当把它作为一极为重要的工作开展起来，并尽力做好。
    （四）跟上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步伐，积极利用当代自然科学与科技成果，使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获得更多的支撑和生长点。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成果加强考古学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良好传统。1949年以来将自然科学与技术成果用于考古学研究所经历的道路，虽有曲折，总的趋势是使这一传统得到了光大。至今已在碳十四测年、金属成分及工艺分析和栽培作物种属与进化以及人骨性别、年龄及种属的鉴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摄取了相当系统的信息。同时，对陶瓷成分及烧成温度、石玉器材料、植物孢粉和野生及驯养动物种属的鉴定，航空摄影及物理勘探技术运用于考古调查，计算机技术及概率论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以及开发科技成果用于文物保护等方面，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之，运用自然科学与科技于考古学研究，提高了资料及文物保存水平，使考古学显示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及旺盛的生命力，增进了考古学研究的能力。但同时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自然科学与科技运用于考古学能量的评估，确存在失实的倾向；其次是已做的工作大多缺乏系统性；再次，或许更重要的是，从当今自然科学与科技发展状况来看，自然科学与科技运用于考古学研究及文物保护，尚未能充分发挥其能量，还存在许多空白，如DNA检测及分析技术，碳、 氮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光盘技术，以及概率统计和弗晰数学原则，等等。为了推进新世纪的考古学工作，必须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本着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态度，跟上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前进步伐，加强文字、图纸及照相资料的保存，推进文物保护，以多角度、全方位地诠释考古现象，更全面地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概言之，两步并成一步走，加强薄弱环节，做好以聚落为单位进而探索聚落群的考古学研究，积极利用当代自然科学与科技成果，搞好考古资料的保存、保护与考古研究，使文物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形成可持续发展局面，是我们对迈向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深化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踏实工作，中国考古学定将于新世纪开拓出新局面。
    注释：
    〔1〕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 《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第47～4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6页，台北，1995年。
    〔3〕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二册30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台北。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5〕《李大钊文集》下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
    〔7〕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 《文物》1995年第5期。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9～13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香港。
    〔9〕杜正胜《周代的“封建城邦”》， 《古代社会与国家》449～478页，先晨文化，1992年，台北；日知《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
    〔10〕同〔8〕，108～129页。
    〔11〕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