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恩格斯的《马尔克》、《法兰克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日耳曼国家产生的形式，不像雅典是氏族内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产物，也不像罗马是氏族外平民与氏族内贵族斗争的产物，而是征服的直接结果。但这个结果或最初的国家并不是封建社会，因为日耳曼人做了罗马帝国主人后，还没有过渡到国家，土地最初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到来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39]。
    第二，国家虽然迅速出现了，血缘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40]，但“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这种公社“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条也没有放弃”。耕地和草地的利用，仍“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调整”，每一个公社社员，都“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参加立法，定期集会，选举公职人员，检查公共事务。[41]不过，由于马尔克公社“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因而这种自主地不仅“能够和国家相适应”，而且“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42]。所以，马尔克的衰落是由自主地和罗马因素导致的，加之“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使正在兴起的封建所有制败坏它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的事实了。当然，马尔克制度即使在开始削弱的时候“还是非常需要的，在贵族把农民土地攫为已有的地方，受奴役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马尔克制度（虽然由于地主的侵犯大为削弱）”[43]。
    第三，罗马遗留下来的大地主只是日后大土地占有主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一[44]，除此之外，还有赏赐的、掠夺的、敲诈的等途径。同样，遗留下来的大地产还有奴隶制残余，还存在着一个军事贵族和地方贵族、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渐趋合流的过程。至于依附农阶级，其形成有地产集中及引起地产集中的那些原因，内战和没收，时势逼迫等。[45]那些原来“占有土地的自由民”，由于连年战争，是直到9世纪初才“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即在9世纪才进入封建社会，而在此之前，这些自由民是“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其他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后裔”。他们是过了400年后才陷入既知国王、又知领主等主人的农奴处境。“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46]
    第四，要使封建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必须进行土地关系的变革。“这种土地关系的改革”是由“查理·马尔泰尔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的”。“这种改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即一是采邑制度，二是领主制度。[47]而“教会显贵亲身上阵的习尚”的领主制度，“正是查理大帝造成的”，或者说是在他的鼓励下和帮助下造成的。[48]因此，日耳曼人在“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和“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是被日耳曼人“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终于“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因此，9世纪是“新的发展的起点”，而这个功劳应归于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虽然5--9世纪“这400年看起来多么像白白渡过”，但野蛮的日耳曼人毕竟使欧洲“返老还童”了。[49]
    总之，不难看出，恩格斯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完全是一致的，日耳曼所有制与马尔克公社是一回事，都是以土地开始私有或土地表现为隐蔽的私有制为特征的。但与封建所有制不是一回事，封建制度则是由“采邑和保护关系（依附形式）”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日耳曼征服结果所产生的这种国家形式，对先前的罗马帝国来说，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白白渡过”的一个时代，说得通俗点，这400年是一个倒退时代。而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罕见，巴比仑帝国前的阿摩利人的社会，比苏美尔文明是倒退时代；吠陀文明前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比哈拉巴文明是倒退时代；古风时代之前的多利安人的社会，比爱琴文明是倒退时代。社会形态的更替一般是由低级到高级，但也不乏个别地区出现由高级到低级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对征服者而言，仍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或者说要有一个原始社会残余逐步衰落的曲折过程。
    三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考察经典作家笔下封建主义理论，涉及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和社会形态的理论。因而本文有必要对此做如下小结：
    第一，在两位经典作家看来，由于原始社会残余有相当惊人的坚韧性和持久性，由于“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所导致的结果并不相同，“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0]。因而原始社会瓦解后，最初的国家产生的形式是一元多线论，即本质、规律相同，形式却丰富多彩。具体说，有亚细亚的、雅典的、罗马的、日耳曼的等国家产生的形式。而就日耳曼人国家产生形式而言，除典型的法兰克形式外，无疑还有西哥特式的、斯堪得那维亚式的。如果把视野扩大，显然还有斯巴达式的、雅利安式的和斯拉夫式的等等。但所有的最初的国家产生的形式，都与原始社会残余有惊人的密切关系，因而不可能在原始社会瓦解后，或者是奴隶制占主导地位，或者是农奴制占主导地位。[51]
    第二，列宁早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肯定，俄国的农奴制是“封建的生产方式”[52]；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肯定，中国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是“封建制度”[53]；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搞》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54]。这说明，列宁笔下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封建主义”有差别。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据此把封建制度分为领主封建所有制和地主封建所有制两大类型，显然也是正确的。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论述仍然是正确的，但对印度等地论述存在一些局限性。不过，他们关于印度等地原始社会残余有更惊人耐久性的论述并不过时。
    第三，至于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在经典作家笔下显然不等于日耳曼因素，更具体点说，是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才使两种因素能够综合，并开始新起点。同样，讲日耳曼人野蛮状态的功劳，必须要以两种因素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因为，无罗马因素的北欧等国，封建化开始的很晚，同样，罗马因素相对强的西哥特、东哥特等地区，封建化进程同样缓慢。因此，两种因素的综合还需通过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等作用才能实现。
    最后，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在前苏联发现虽早而重视不够。早在十月革命后第三年，列宁派达·波·梁赞诺夫去国外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他于1923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一任务完成情况的报告，他除了未提菲尔的材料外，对这些笔记都作了简要介绍。但以后对这些笔记迟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41年，才发表了关于摩尔根的摘要。1958年，在《苏联东方学》杂志分三期发表了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的摘要。关于菲尔的短短四、五万字的摘要，也拖了三年（1964-1966年）才刊登完。梅恩和拉伯克的摘要，则拖到1975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是梁赞诺夫认为，这些材料“对马克思传记作家们”有用，表明马克思“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了扎扎实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但梁赞诺夫表示，马克思晚年在高龄的情况下花那么多时间去系统地、详细地作摘记，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55]
    对斯大林写作《联共（布）党史》中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章后发表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忽视，正如英国学者E·霍布斯保姆所言，其“忽视是特别令人吃惊的”[56]。
    在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是1985年发表的，但还缺菲尔的笔记。1987年，关于菲尔的笔记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杂志上分4期陆续刊登完。当然，关于摩尔根和柯瓦列夫斯基的笔记在这之前有过单行本发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也比较早。不过，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经典作家笔下的封建主义理论以及国家起源和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的讨论，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从1870-1877年，整整7年不惜暂时中断他毕生心血结晶《资本论》的创作，去研究哈克斯特豪森和毛勒的有关原始社会的著作的动机，晚年又不顾年迈体衰，抱病去研究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等人的有关民族学笔记的动机，还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
    显然，马克思的动机绝不是仅仅为了论证公有制先于私有制，去驳倒私有制永恒论的观点。因为启蒙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甚至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自觉或不自觉地论证过公有制先于私有制，哈克斯特豪森和毛勒又早已用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更不是像梁赞诺夫所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而是一种构拟创作宏伟巨著的计划，其中明显包括把重点从欧洲舞台转向范围更广的亚洲、非洲和美洲，从全球角度来强调原始社会残余的惊人的坚韧性和耐久性，从而进一步论证摩尔根的未来社会是氏族制度“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的观点，或论证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所得出的结论。因此，以往认为的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社会的前途只能或者是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的流行观点，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符合，与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也有出入。因此，重新考察经典作家关于封建主义理论，以及国家起源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而本文的考察仅仅是初探性质，其中对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的不准确的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也就难以避免了。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下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1、28页。
    [3]《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7-748页。
    [5]《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6]《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7]《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8]《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9]《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0]《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1]《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2]《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3]《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4]《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5]《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6]《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7]《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8]《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19]《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20]《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96、498、484、498、481、482、482、500、502、491、496、502、502、48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1、28页。
    [22]《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3]《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4]《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5]《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6]《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7]《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8]《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269、272、284、284、284页。
    [29]《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30]《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38、159-160页。
    [31]《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38、159-160页。
    [32]《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3]《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4]《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5]《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6]《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7]《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8]《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39]《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48、149-151、151-153页。
    [40]《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1]《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2]《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3]《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4]《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5]《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6]《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48、149-151、151-153页。
    [47]《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8]《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49]《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48、149-151、151-153页。
    [50]《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49、448、449、450、449、432、540、358-361、541、358-361、542、547、548、557、450-451页。
    [51]关于“古代所有制”与奴隶制的差别，李雅书和扬共乐两位学者在《对古代罗马史若干理论问题的重新考察》中已有正确的论述，但他们的观点似乎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参见《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
    [52]《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页。
    [53]《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4页。
    [54]《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9页。
    [55]《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38、159-160页。
    [56]郝镇华《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