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为了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处理好这类问题必须慎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必须同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分裂主义分子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割取我国边疆领土的内应力量。他们既背叛了祖国，也出卖了自己的民族，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要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揭露台独势力，坚决反对国际敌对势力支持逃亡到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的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
    时隔7年，在1999年9月召开的又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一次强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维护社会稳定是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用团结、教育和疏导的办法，正确处理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及时解决出现的利益纠纷，防止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发生。要教育各民族群众高举团结和法律的旗帜，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也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56个民族共同的神圣职责。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努力的渗透破坏。
    近些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加强民族团结和一部分地区的反分裂斗争作出了重要决策，及时妥善处理了一些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特别是在反对台独，揭批达赖集团，打击新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实施了卓有成效的领导，打击了分裂势力的气焰，维护了国家的总体稳定。
    （四）作出了进一步解决好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
    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我国的民族方面也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一是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还有不少困难；二是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三是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作为“西化”、“分化”我国的突破口，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一些地方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还比较猖獗。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党中央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进一步通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
    江泽民十分重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997年8月，他就对西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西北地区“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改造。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1999年3月、6月和8月，他又多次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问题，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突出强调了这个问题。（注：参见李德洙主编：《跨世纪民族工作的纲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1999年10月21-3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甘肃、青海、宁夏考察工作时强调，加快西部发展是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站到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统一思想认识，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面向21世纪所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这个重大决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防止一哄而起。
    2000年12月底，《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出台，并将从21世纪的第一天开始实施。其中涉及：制定政策的原则和支持的要点；增加资金投入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这标志着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一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实施，是贯彻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国家对西部地区的重点支持，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开发要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的指导思想，有利于创造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良好环境，对西部大开发的各项重点工作，都会产生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对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80年来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的，其实践也是成功的。在进入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认真落实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针对新的实际，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并切实落到实处，中国的民族问题就会解决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