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根本上讲，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之盛行是由于“美国社会在自然淘汰张牙舞爪的那种层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他的统治集团便力图把这种竞争的景象戏剧化，使竞争本身变成一件好事”，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广大的中产阶级是这股思潮得以盛行的群众基础，“只要中产阶级继续梦想着个人的征服，并强硬地要求自己的权力，这种哲学似乎就站得住脚，批评它的人也就始终处于劣势。”[31]
    镀金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乃是小企业家、独立生产者和经营者。“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政治道德学家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不谋而合，共同建立了适合于小企业家自然和谐世界的意识形态。”[32]在此意识形态影响下，广大中产阶级遵奉的是一种“自由劳动观念”[33]，即：只要诚实地劳动、勤俭地持家，并且具有严谨的个人品格，就应该得到个人的发展与保障。这种观念暗含着这样一种信念：一切财富都起源于人们的劳动，通过劳动，任何人都有望成为“未来的资本家”。因此，成功的企业家不是他们眼里的“强盗大王”，而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34]，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有朝一日靠个人奋斗成为像卡内基那样的资本家。镀金时代表面的喧嚣与繁荣似乎预示着他们的“美国梦”有望指日实现。在这样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感染下，广大中产阶级对大多数问题“几乎无条件地持极端保守的态度。例如新教牧师就是‘保护现状的牢不可破的庞大阵线’，大多数大学教授则讲授着自由资本主义的伟大真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保守的辩护，对工会和社会改革者大声斥责。律师们都踌躇满志……整个新闻界几乎波澜不兴……”[35]中产阶级正是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最积极的拥护者或响应者。
    下层民众不可避免与资本家乃至中产阶级有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在镀金时代特别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这种矛盾并不突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西部还存在大量自由土地可供开垦，这使得一部分美国工人如不满意工业中的劳动条件则还可以自由走到西部，定居在土地上转化为农民，不致像欧洲工人那样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一开始就被迫进行顽强的斗争；二是因为人们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发展并享受那些正在垦殖的大量土地以及无数正在兴起的新工业。”[36]他们首先寻求的是安全和平衡，而不是社会理想主义，“他们宁愿躲避在集团中并对组织忠诚，而不愿承担意识形态的义务”[37]，不愿进行任何变革或革命。事实证明，在内战结束后一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对眼前发生的巨变是自豪的，对企业也表示欢呼。劳工们能在形形色色的工厂、矿井中找到新的工作，成千上万的移民也极容易在这种工业体制中找到工作，赚钱带给母国的亲友。因此，许多下层民众和企业家“一样认定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生活中谋上进的权利。”[38]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镀金时代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何以如此强大。
    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如是心态自然与镀金时代的独特环境息息相关，但从更深层次挖掘，这种心态乃是美国个人主义传统极为深厚的文化土壤长期孕育的结果。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未经历过封建主义）和人文环境（移民国家），从立国之初，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就较别国顽强得多，到杰克逊时代，这种个人主义已取得了国家信条的地位。内战结束以后，经济的腾飞、领土的拓殖、国力的强盛，使得个人主义信仰达到了顶点。人们崇拜自我造就（Self-made）的英雄，人们追求个人奋斗的发迹。内战后，一部题为《拓荒少年如何成为总统》的林肯传记竞出了36版。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一人就写出119部这类英雄故事[39]。当时个人主义信抑之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打着个人自由、个人奋斗旗号的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之全国泛滥便可以想见了。
    四
    值得一提的是，在镀金时代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滚滚洪流中，也有几股评判自由放任短长、要求国家干预的思想逆流在暗暗涌动。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思想、赖斯特·华德的“改良社会达尔文主义”、爱德华·贝拉米的“国家主义”思想等等。但是，这几股逆流在镀金时代却淹没在自由放任的思想大潮之中，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势。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镀金时代特有的社会存在决定着自由放任思潮占据主流。
    反过来，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也能动地作用于镀金时代的社会存在。这种作用力体现在：这股思潮使得当时美国全社会形成一种放任自由竞争、抵制国家控制的态度，结果使自由竞争愈演愈烈，达到空前规模，终于在镀金时代末期，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大规模合并浪潮，使美国垄断化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远为强烈。因此，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起到了加速、加剧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这股本质上服务于大企业家、大金融家等保守势力的保守思潮，客观上却对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便充分显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生动而微妙的辩证关系。
    随着镀金时代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以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其赖以繁盛的社会存在土壤渐趋衰竭了。这股思潮也便“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40]垄断资本家阶层地位的稳固、他们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终使他们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他们不再担心国家的干预而是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干预盲目的竞争以减少自相残杀的伤害，他们于是开始转而乞灵于国家干预了；中产阶级在竞争中的广泛失败也促使这一阶层“大梦初醒”，极力呼吁通过国家干预来回复昔日的梦想；下层民众也从日益残酷的现实中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要求改革或革命。各个阶层的目的虽然不同，但在要求国家干预方面却是一致的。国家干预思潮于是取代了自由放任思潮成为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思潮之主流。
    注释：
    [1]温洋：《何谓美国的“保守主义”》，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4期。
    [2]参见：Clinton Rossiter,Conservatism in America,Cambridge,Mass,Hallard University Press,1982;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3页。
    [3]Harry J.Garman & Harall C.Syrett：《美国全史》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八年，第713、718、718、719页。
    [4]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George Brazller,Inc,1959,P45,P33,P51,P201,introduction
    [5]Robert H.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 Hill & Wang,N.Y.P.P133-134,P12.
    [6]龚维敬：《美国垄断资本集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7]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8]John A.Garraty,The New Commonwealth:1877－1890,Harper& Row Publishers,1968,P314,P414.
    [9]John A.Garraty,The New Commonwealth:1877－1890,Harper& Row Publishers,1968,P314,P414.
    [10]（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11]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页。
    [12]托马斯·潘恩：《人权论》第二部分，见《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9-231页。
    [13]Harry J.Garman & Harall C.Syrett：《美国全史》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八年，第713、718、718、719页。
    [14]Harry J.Garman & Harall C.Syrett：《美国全史》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八年，第713、718、718、719页。
    [15]Nelson Manfred Blake,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and Thought－Revision of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Mccrraw－Hill Book Company Inc.1963,P393.
    [16]罗凤礼：《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
    [17]Nicholas Cords & Patrick Gerster,Myth and the AmericanExperience,Vol.Ⅱ N.Y.1973,P190.
    [18]Thomas C.Cochran & William Miller,The Age of Enterprise: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merica,Harper & Row,Publishers,1961,P119.
    [19]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20]Merle Curti,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Harper & Brothers,1943,P287,P646.
    [21]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George Brazller,Inc,1959,P45,P33,P51,P201,introduction
    [22]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George Brazller,Inc,1959,P45,P33,P51,P201,introduction
    [23]（美）吉尔伯特·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2、600-601、601页。
    [24]（美）吉尔伯特·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2、600-601、601页。
    [25]Gerald N.Grob & Robert H.Beck,American Ideas Vol Ⅲ1964,P100.
    [26]（美）吉尔伯特·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2、600-601、601页。
    [27]V.L.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Vol.Ⅲ N.Y.1927-1930,P198.
    [28]（苏）康·格·费罗多夫：《外国国家和法律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3页。
    [29]Richard B.Moris,Great President Decisions,Harper & Row,1978 P136.
    [30]Robert H.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 Hill & Wang,N.Y.P.P133－134,P12.
    [31]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George Brazller,Inc,1959,P45,P33,P51,P201,introduction
    [32]（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33]（美）艾登·特拉登堡：《美国的公司化--镀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64－65页。
    [34]Ralph Henry Gabrial,The Sourc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Greenwood Press,1986,P198.
    [35]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N.Y.1955,P148.
    [36]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George Brazller,Inc,1959,P45,P33,P51,P201,introduction
    [37]J·布卢姆，前引书，第102－103页。
    [38]Harry J.Garman & Harall C.Syrett：《美国全史》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八年，第713、718、718、719页。
    [39]Merle Curti,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Harper & Brothers,1943,P287,P646.
    [40]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