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略，即决定全局的策略。美国“重欧”外交战略，是指由于欧洲在美国的外交策略中处于关键地位，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对欧洲的争夺和控制，为其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服务。相对而言，亚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这种“重欧轻亚”的战略，是否是美国外交的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历史考察，就会发现，“重欧轻亚”战略是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增强，从传统的孤立主义逐步演变为全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正式确立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苏“冷战”开始之时。
    美国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孤立主义形成、确立及全盛时期
    自建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欧洲实行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孤立主义政策，除了贸易上的联系外，政治、军事上与欧洲全然隔绝；同时不放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争夺。
    此阶段，尤其是建国至19世纪上半期，美国外交的主要对象是欧洲，“对欧洲颇为关注”。但这种关注与战略上的“重”即因其重要而争夺、控制之是不同的。美国对欧关注的目的是“防”，交往的目的是在大国间保持平衡、中立。欧洲在长时期里对年轻的美国及美洲仍虎视耽耽。因此，竭力把欧洲势力赶出美洲、以自己的不介入欧洲的政治军事事务来换取欧洲的不干预美洲，即一般所说的“孤立主义”，就成为年轻的、视国家独立安全为第一要素的美国对欧政策的指导原则。
    美国“孤立主义”思想起源于殖民地时期。作为欧洲大国附庸的北美殖民地，曾在长时期里卷入欧洲的战争，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安妮王之战、七年战争“这些可怕的经历促进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潘恩认为，“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纷争”，独立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应该是贸易，“当欧洲是我们的贸易市场时，我们应该同欧洲建立不偏不倚的联系。”[1]
    美国对欧孤立主义政策是在1782～1814年欧洲战乱的背景下正式确立的。美国独立之初，国内实力弱小，人口不到300万，面积仅局限于东部13个州，共89万多平方公里，没有海军力量，陆军规模很小，经济上负债累累，政治上各州自行其事。因此，稳定国内政治、加强经济建设、扩大领土就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然而，欧洲列强仍在美洲拥有莫大势力，英国、法国、西班牙都竭力阻止北美出现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拿破仑战争时期，它们还打算趁机在美国扩张势力。这对新生的美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若稍有不慎而卷入欧洲冲突，则可能窒息新的国家。美国的建国先辈们选择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对交战双方实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只同它们进行经贸交往，而不卷入其内部事务。1796年9月，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词》中具体阐述了这一原则。他指出：“关于外国，指导我们的伟大原则是，在发展同它们的商业关系时，应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反对把美国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到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多变的罗网里。”[2]1801年，杰斐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对欧洲的“天然隔绝”，1808年又主张建立一个与欧洲绝无关连的“美洲政治体系”。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建国先辈们确定的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孤立于欧洲的政策被继承下来。美国从而避开了欧洲的纷争与牵扯，致力于内部建设。国内政治在南北战争后最终稳定；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飞速发展，以至于19世纪末经济实力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领土也从大西洋海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并在拉丁美洲这块“后院”用门罗主义圈起了一个栅栏。
    美国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扩张性、侵略性。在不得不对欧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同时，它并未放弃对力量弱小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美国早就有意染指亚洲。自1784年第一艘美轮“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后，中美贸易量不断增加。当整个欧洲被卷入拿破仑战争漩涡之时，美国得以中立国的身份大做买卖。不过，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亚洲的欲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跟在欧洲列强的后面，见缝插针，捞得一些好处。从19世纪下半期起，美国开始加强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与控制。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政治稳定最终完成，并开始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海外扩张主义开始抬头。1861～1869年间任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创立的“太平洋贸易霸权论”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海外扩张主义的典型代表。
    西沃德认为，同美国角逐的地点将不是在大西洋、加勒比海、波罗的海，而是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大陆，美国将在东方的大陆和海洋上遇到对手，美国人若控制了亚洲市场，必将成为现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他还论证了世界历史的霸权在不断地向西转移，认为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注定要成为“今后世界最大的历史舞台”，亚洲400年来是欧洲扩张的主要目标，美国作为太平洋上大国应该向它的彼岸亚洲扩张。
    然而，由于内战后美国忙于国内重建和本土向西拓进，且国力还不足以扩张到太平洋，西沃德向亚洲扩张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它对美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90年代风靡一世的扩张主义理论“海军实力论”的代表马汉上校就主张应利用菲律宾为基地争夺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霸权优势，夺取中国市场。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迅速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国民生产总值由1869～1873年的9.11亿美元上升到1897～1901年的37.1亿美元，[3]赶超德国、英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并率先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至1914年，其海外直接投资达3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此时，美国本土扩张已经完成，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迫切需要海外市场。用当时美国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就是“征服大陆使美国人民足足忙了一个世纪”，“在大陆已经征服的今天，我们期待征服新的世界。”[5]从此美国加紧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加紧向欧洲列强势力薄弱的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早在1857年，美国就已取得太平洋上的三个岛屿。1867年又得到中途岛。19世纪，海外的扩张仍需要强大的海军作后盾。在“海军实力论”的影响下，美国从9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海军的建设。美国海军力量不断加强，从1883年的占世界第12位上升到1898年的第6位，1908年则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1898～1905年是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的高潮时期。在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获取了威克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1901年获得独立开凿、管理和监护巴拿马运河的权利。
    自1784年中美首次贸易后，美国就一直十分垂诞中国广阔的、潜在的市场。在欧洲列强加紧侵华之际，美国商人敦促本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但美国军事实力不足，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海军，陆军只有5.6万人。而在华角逐的沙俄、德国、法国军队人数分别为75万、46万和61万。[6]美国海军力量虽然在1898年排世界第6位，但军舰总数只有81艘，其中一级战舰18艘。英、法、俄、德的军舰数则分别为581艘、403艘、286艘和216艘，其中一级战舰依次为80艘、50艘、40艘和28艘。[7]显而易见，美国无力以实力与列强在华争夺，只能采取“把门罗主义的基本原则推广到太平洋”的方式即“门户开放”政策来获取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8]
    2从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外交战略向欧洲侧重的过渡时期。已成为经济巨人的美国就象一位新拳击手，向老拳王欧洲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动摇，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欧洲的影响并取代其在世界的主宰地位就成为美国的梦想。而当它在亚洲的扩张遭到日本的排挤时，美国采取守势。
    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照不介入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外交传统，于8月4日宣布美国中立。8月19日，他进一步阐明了美国的中立政策，号召美国人民“必须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首先想到美国和美国的利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不偏不倚”。然而，美国已无法如往昔一样在欧洲列强之间保持中立，经济利益的需要决定了一场对德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对英、法的出口已由1914年的7亿5千万美元剧增到1916年的27亿5千万美元，而同期对德出口由2亿4千多万美元降至2百万美元。[9]况且，德国潜艇对美国商船的一再袭击使美国无法忍受。1917年4月，美国决定“以暂时的联盟应付非常的紧急情况”，与英、法结成盟国，共同对德作战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一次大战打破了美国奉行一个世纪之久的孤立主义迷梦，也使得它蕴积了百年的力量得以在欧洲列强面前显露。雄心勃勃的美国欲在巴黎和会上一展宏图，与英法共同主宰世界。但在以军事实力论英雄的时代里，美国要称霸世界还力不从心。尽管它已是经济巨人，但军事实力比英法落后。威尔逊总统率领1300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但在法国“老虎总理”克雷孟梭和英国“铁首相”劳合·乔治面前，庞大的阵容仍显得苍白无力。和会上的挫折使美国大为扫兴。作为掩饰，美国又回归到孤立主义，但已不是传统的绝不介入欧洲的内部事务的孤立主义，而是以经济扩张为主、等待时机的新孤立主义。20年代，美国通过在经济上扶植德国来加强对欧洲事务的干预。英法由于自身经济困难，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因而赞同美国插手欧洲的经济事务。“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即是其产物。30年代，经济大危机使振兴国内经济成为美国内外政策的焦点，因而在欧洲事务和局部战争中美国再三宣布中立，但仍未放弃对欧洲局势变化的密切关注。
    美国在外交战略上向欧洲侧重过渡的同时，仍未放弃在亚洲的扩张。此阶段美国对亚洲政策主要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威尔逊比历史上任何总统更关心对华关系。他在巴黎和会上抛出的“十四点”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亚洲争夺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虽然和会的结果是日本取得了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但这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在该地区的争霸斗争。1921年，美国积极倡导召开华盛顿会议，以分化和限制英国和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勾结和扩张，扩大美国在华势力。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大胜利。
    然而，美国在华扩张受到日本的竞争和排挤。美日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由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美国太平洋上的最后关系将有极大影响”，美国早已明确中国为其必争之地。而中国在日本妄图侵占亚洲的战略中处在关键地位。一战后，两强都在扩张势头上，狭路相逢，谁也不会在对方面前自动放弃对远东太平洋霸权的争夺。不过，由于美国战略在逐渐向欧洲侧重，因而采取只图保住既得利益的守势。1931年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对美在华利益触动不大，美奉行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但是，自此以后美国对华贸易每况愈下，1935年前后美国远东贸易额仅及以前的三分之一。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极大地威胁到了美在华利益。就此罗斯福总统发表“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但此时美无意与日展开战争。二战前，美国军事力量重点设在大西洋，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不及日本，加上罗斯福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利益较英国为小”，美国没有必要在解决远东危机中“充当心甘情愿的领袖”，所以只能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承认主义”和绥靖政策。
    3全球主义扩张时期
    经过二次大战，急欲称霸世界的美国彻底挣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战后，美国走上了进行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球主义是美国扩张主义随势力增长的必然结果。随着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的彻底演变，“重欧轻亚”战略成为战后长时期里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
    战后，美国之所以实行“重欧轻亚”的外交战略，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3.1经济利益的需求
    市场问题是战后美国需要解决的一大重要问题。美国战后经济繁荣，但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生产与销售的矛盾使美国统治者担心经济难以持久繁荣，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海外市场。一般而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甚至消费习惯都相差不多，因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容量大，消费层次高，在一个国家畅销的产品在另一个国家也容易打开销路。美国一些重要人物经过对欧洲的考察，认为欧洲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但其前景广阔，未来美国的国际市场重点在欧洲，因此从战略观点考虑，美国应帮助欧洲复兴经济。1948至1952年，美国共拨援欧款120多亿美元。[10]同时，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对欧直接投资也大规模增加。通过对西欧经济的援助和投资，美国扩大了海外市场，加强了对欧洲的干预和渗透。
    3.2安全因素的影响
    二次大战前，宽阔无垠的东西两大洋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在美洲，美国的南北邻居都很弱小，东西邻居“都是海洋里的鱼”，不足为患。世界上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实力大国是欧洲列强和亚洲的日本，但它们都被大西洋和太平洋远远地隔开。美国能够利用地理上的优越地位，对欧洲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于本土和海外扩张。但是，二战中空军显示出来的神威，使大洋再也无法成为安全的天然隔绝。战后，昔日的对手日本已由美国“代管”；西欧元气大伤，动荡不安；但横跨欧亚两大陆的苏联红色政权已成为美国新的对手和敌人。在美国统治者看来，若苏联控制了西欧，就会极大地威胁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必须把西欧控制在自己手里。
    3.3实力的允可
    二战前，美国海外扩张的基本特点是先把欧洲大国势力薄弱而美国实力能及的地方把握住。首先是把拉丁美洲建成自己的“后院”，尔后进一步向太平洋岛屿和亚洲大陆挺进。这并非因为美国早先没有认识到欧洲的重要性，而是无力争夺欧洲。美国长时期里军事力量落后于欧洲强国，至19世纪末仍没有常备军，太平洋战争前常备军也很少，1940年才26万人。[11]
    二战后，无论是从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实力来看，美国都有能力控制西欧、称霸世界。经济上，1947年，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生产了世界制造业产品的50%、石油的62%、钢的57%、汽车的80%。[12]1948年美国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四分之三。[13]军事上，自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开始了由世界最强经济大国向世界最强军事大国的转变。1939年，军费开支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944年猛升为42%。[14]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0月22日发表演说时夸耀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即便战后正规军陆续复员，1947年美国仍有160万军队，在国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在50多个国派有驻军。[15]战后初期，美国不仅具有拥有各类常规武器的巨大优势，而且独家垄断具有威慑力量的原子弹。
    在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实力大国之时，西欧的地位却一落千丈。战后初期，西欧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满目苍痍，社会急剧动荡，加上苏联“赤祸”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威胁，使得昔日的世界强国急欲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扶植。美国利用有利时机，对西欧进行经济“输血”、防务保护，从而在经济、军事上控制了西欧。
    3.4冷战的需要
    战后，美国进行的全球扩张战略与战争中产生的另一个大国苏联的扩张主义要求产生了碰撞。美苏本是二战中的盟友，然而在战争临近尾声之际，二者在如何重新安排世界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结果导致“冷战”的诞生。在东欧已成苏联的势力范围的情况下，西欧就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因而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西欧虽然实力削弱，但对其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仍深有影响，而且西欧几百年来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谁控制了西欧谁就占有了政治上的优势；西欧又是美国传统以来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且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谁控制了西欧谁就可以称霸世界经济；同时，西欧又极具军事战略意义，是争夺东欧、亚洲和非洲的咽喉所在。对苏冷战是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对西欧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严密控制则是贯穿这条主线的重点。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在经济上加强了对西欧的干预和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组建，使美国与西欧结成集体防务体系；反苏的共同需要则使二者在政治上休戚相关。至此，美国不与它国结成永久性同盟的孤立主义传统彻底崩溃，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美国的命运与整个欧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是战后美国全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就是美国的安全。”针对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美国加强了在远东的争夺。在亚洲大陆上，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欲把国民党政府作为它在亚洲遏制苏联的有效力量。这一计划失败后，美国又单独占领日本，把日本建成它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进行朝鲜战争，妄图控制朝鲜半岛。不过，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来看，亚洲与欧洲相比明显处于次要地位，“重欧轻亚”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
    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正式结束。后冷战时期，欧、亚两大地区的安全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已由政治的冷战、军事的对峙转为经济的热战。现在美国每年与亚太地区进行的贸易的比重已超过了对欧贸易比重。克林顿政府视国家的经济安全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要素。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发动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和腾飞，迫使美国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1993年，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宣布：美国政府今后将把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放在其外交政策的首位，在其长期安全和经济计划中，美国对东亚的重视将高于欧洲。[16]很明显，冷战时期美国“重欧轻亚”的外交战略正向“欧亚并重”战略转移。
    注释：
    19李庆余编著·美国外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24671215杨生茂、陆镜生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275、282、416页。
    3Thomas Paterson 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Policy,D.c.Heath and Company,Massachussetts,1978,P88.
    51114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5页。
    8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0页。
    10托马斯·帕特森著·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1页。
    13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6时事报告·时事报告杂志社出版，1996年第4期。